看精液检查报告单前，应了解各项目的正常值。正常的精子包括：密度≥20×106／毫升，活动力：快速直线运动精子数≥25% 或快速和慢速直线活动精子数≥50%，形态：精子头形态正常的精子数≥30%，包被抗体且无凝集的活动精子≤10%。

　　正常的精浆包括：量≥2.0毫升，外观和粘稠度正常，pH值在７.2～7.8之间，生物化学检测正常，白细胞少于1×106／毫升，精液细菌培养阴性，即细菌数少于1000个／毫升。

　　了解了各项目的正常标准，再将检查结果与之对照，就可发现检查结果正常与否。

1　尿道口前移、阴茎头成形术(MAGPI)

　　本术式于1981年Duckett首先报道［1］，实施200余例，仅1例发生尿瘘，李衷

初［2］报告用本术式治疗阴茎头型或冠状沟型的尿道下裂100余例，效果满意。其

方法为：通过龟头正中切口，及两外侧龟头瓣的覆盖，把尿道外口前移到龟头正位

。其特点为：操作简单，设计合理，手术效果好，术后外观完美，基本与正常相似

，并发症少，目前在世界上已被广泛应用，如异位尿道口腹侧皮肤较厚，弹性较好

则前移容易，有较多软组织缝合固定，可避免前移之尿道口回缩，如张力大则前移

的尿道口有可能向近侧退缩，甚至退回至冠状沟。

2　尿道口基底血管皮瓣尿道成形术(Mathieu术)

　　1932年Mathieu报道后，已被广泛采用。适用于冠状沟及尿道口位于阴茎体前

1/3的无阴茎下弯的前尿道下裂，手术成功率高，术后阴茎外观好，其方法为：在

尿道口近端，以尿道口基底为血管蒂形成一皮瓣，掀起，向龟头翻转，与尿道远端

的尿道板或龟头部尿道沟呈活页式缝合，再造尿道，用龟头组织覆盖新尿道。本法

成功关键主要在于翻转皮瓣必须有足够的血供，有报告皮瓣裂开，随之并发尿道狭

窄及尿道瘘，有人认为由于远端尿道板和龟头尿道沟仍与其深面的组织保持联系，

结果是尿道外口的位置、龟头及尿道外口的形状都受制于尿道沟的深度及龟头的形

态，是其不足。

3　加盖岛状皮瓣法

　　本术式是Duckett于1986年为改进横裁带蒂包皮内板皮管尿道成形术的基础上

改良而来。对于尿道板发育好，尿道口位于阴茎体中后1/3或阴茎根部的病例，无

阴茎弯曲或有轻度阴茎弯曲，龟头发育较佳者可用本法。其主要原理是保留一条尿

道板，将带蒂包皮皮瓣转移至阴茎腹侧覆盖于尿道板上加以缝合，形成新尿道，避

免了近端尿道口的环形吻合，术后尿瘘、尿道狭窄等并发症均少，外观亦佳，袁继

炎［3］报告用该术式治疗42例，并发尿瘘4例，龟头腹侧裂开1例。蒋先镇［4］报

告9例，发生尿瘘1例，并认为该法有两条皮肤对合线，且均位于重建尿道两侧，缺

乏软组织覆盖，易发生屡瘘。Baskin［5］报告尿瘘发生率为6%。

4　尿道延长术

　　本法通过游离前尿道，使尿道延伸，将其推至龟头顶部，创面由龟头和阴茎皮

肤覆盖。但是，尿道延长术颇具争议，理论上，尿道松解游离越长，其远端发生血

运障碍的危险越大。张涤生［6］指出：本法适用于冠状沟型和阴茎体型尿道下裂

；延伸长度以尿道不发生扁瘪及海绵体不发生缺血为宜，儿童延长长度不超过3cm

，成人不超过5cm。翟成琦［7］指出，前尿道的血运包绕在白膜内，与后尿道的血

运相连，游离尿道时不损伤尿道海绵体白膜，确保了尿道的血运，尿道前移后不会

发生坏死，且取材方便，使用原尿道使手术简单，术后不发生尿瘘和尿道狭窄。文

献总结应用本法治疗尿道下裂37例，均获成功［6～8］。

5　横裁(Duckett)或纵裁(Hodgson)包皮岛状皮瓣尿道成形术

　　于尿道口远侧，冠状沟近侧1cm处做环形切口，切断尿道板，将阴茎皮肤在阴

茎背侧神经血管束之上脱套至阴茎根部，将阴茎腹侧及尿道口周围纤维索条切除，

充分矫正下弯，修剪尿道末端至海绵体已发育部位，使外口呈斜面，横或纵裁包皮

内板，分离出供应皮瓣血运的血管蒂，形成带蒂皮瓣，并围绕支架卷缝成管形新尿

道，于蒂根部分离一孔隙，阴茎穿过之或将带蒂皮管绕过阴茎一侧，转至腹侧代尿

道，一端与原尿道口做斜面吻合，另一端从阴茎头下隧道与阴茎头吻合形成正位尿

道口，背侧皮瓣转移至腹侧以修复创面。本法适用于尿道位于阴茎干的中或近端，

背侧包皮充裕者，可作为中度尿道下裂的首选方法。如系会阴型尿道下裂，可在尿

道口周围做一“U”形切口，游离阴囊皮肤做一段皮管与带蒂包皮皮管吻合。即Du

ckett或Hodgson加Duplag尿道成形术［9］。本术式操作复杂，手术技巧要求高，

尿瘘发生率约15%～30%，但术后阴茎外观好，如手术者技术熟练能提高效果，黄旭

元［10］报告12例，全部成功，无尿瘘，3例因阴茎头下隧道过小，有轻度外口狭

窄，需定期尿道扩张，术后平均住院7天，刘中华等［11］报告17例，发生尿瘘4例

，1例阴茎头下瘘，未作处理，吻合口瘘3例，1例自行愈合，2例一次修复成功，并

指出本术式将包皮的皮下组织游离以保证皮管的血供，致使包皮外板及阴茎皮肤的

皮下组织缺乏，在缝合覆盖尿道吻合口时显示不足，是发生吻合口瘘的原因之一。

　　何恢绪［12］报告一组用弧形带蒂阴茎阴囊联合皮瓣行重度尿道下裂一期成形

术，手术成功率为93.3%。阴茎和阴囊皮肤血供不同，但血运丰富，其交界处血管

分支有丰富的交通，可确保联合皮瓣的成活。此术式成功率高，美容效果好，已在

国内推广应用。

6　阴囊纵隔皮瓣尿道成形术

　　很早就有学者使用此法，国内李式瀛报告最早［13］，保留阴囊纵隔血管丛，

形成带血管蒂的阴囊中央部轴型皮瓣，缝成管状修复尿道，一期完成尿道下裂修复

术。其优点为：由于保留皮管良好的血供，成功率高，阴囊皮肤及内膜伸缩性大，

制成皮管反贴于阴茎白膜上，无张力，不影响血运，保证新尿道的通畅和阴茎正常

勃起。皮管的缝合面贴于海绵体，术后尿瘘发生率低，手术较简单。不足之处为阴

囊皮肤长毛发，远期可能并发结石。梅桂

此文共有2页 1 2

1　尿道口前移、阴茎头成形术(MAGPI)

　　本术式于1981年Duckett首先报道［1］，实施200余例，仅1例发生尿瘘，李衷

初［2］报告用本术式治疗阴茎头型或冠状沟型的尿道下裂100余例，效果满意。其

方法为：通过龟头正中切口，及两外侧龟头瓣的覆盖，把尿道外口前移到龟头正位

。其特点为：操作简单，设计合理，手术效果好，术后外观完美，基本与正常相似

，并发症少，目前在世界上已被广泛应用，如异位尿道口腹侧皮肤较厚，弹性较好

则前移容易，有较多软组织缝合固定，可避免前移之尿道口回缩，如张力大则前移

的尿道口有可能向近侧退缩，甚至退回至冠状沟。

2　尿道口基底血管皮瓣尿道成形术(Mathieu术)

　　1932年Mathieu报道后，已被广泛采用。适用于冠状沟及尿道口位于阴茎体前

1/3的无阴茎下弯的前尿道下裂，手术成功率高，术后阴茎外观好，其方法为：在

尿道口近端，以尿道口基底为血管蒂形成一皮瓣，掀起，向龟头翻转，与尿道远端

的尿道板或龟头部尿道沟呈活页式缝合，再造尿道，用龟头组织覆盖新尿道。本法

成功关键主要在于翻转皮瓣必须有足够的血供，有报告皮瓣裂开，随之并发尿道狭

窄及尿道瘘，有人认为由于远端尿道板和龟头尿道沟仍与其深面的组织保持联系，

结果是尿道外口的位置、龟头及尿道外口的形状都受制于尿道沟的深度及龟头的形

态，是其不足。

3　加盖岛状皮瓣法

　　本术式是Duckett于1986年为改进横裁带蒂包皮内板皮管尿道成形术的基础上

改良而来。对于尿道板发育好，尿道口位于阴茎体中后1/3或阴茎根部的病例，无

阴茎弯曲或有轻度阴茎弯曲，龟头发育较佳者可用本法。其主要原理是保留一条尿

道板，将带蒂包皮皮瓣转移至阴茎腹侧覆盖于尿道板上加以缝合，形成新尿道，避

免了近端尿道口的环形吻合，术后尿瘘、尿道狭窄等并发症均少，外观亦佳，袁继

炎［3］报告用该术式治疗42例，并发尿瘘4例，龟头腹侧裂开1例。蒋先镇［4］报

告9例，发生尿瘘1例，并认为该法有两条皮肤对合线，且均位于重建尿道两侧，缺

乏软组织覆盖，易发生屡瘘。Baskin［5］报告尿瘘发生率为6%。

4　尿道延长术

　　本法通过游离前尿道，使尿道延伸，将其推至龟头顶部，创面由龟头和阴茎皮

肤覆盖。但是，尿道延长术颇具争议，理论上，尿道松解游离越长，其远端发生血

运障碍的危险越大。张涤生［6］指出：本法适用于冠状沟型和阴茎体型尿道下裂

；延伸长度以尿道不发生扁瘪及海绵体不发生缺血为宜，儿童延长长度不超过3cm

，成人不超过5cm。翟成琦［7］指出，前尿道的血运包绕在白膜内，与后尿道的血

运相连，游离尿道时不损伤尿道海绵体白膜，确保了尿道的血运，尿道前移后不会

发生坏死，且取材方便，使用原尿道使手术简单，术后不发生尿瘘和尿道狭窄。文

献总结应用本法治疗尿道下裂37例，均获成功［6～8］。

5　横裁(Duckett)或纵裁(Hodgson)包皮岛状皮瓣尿道成形术

　　于尿道口远侧，冠状沟近侧1cm处做环形切口，切断尿道板，将阴茎皮肤在阴

茎背侧神经血管束之上脱套至阴茎根部，将阴茎腹侧及尿道口周围纤维索条切除，

充分矫正下弯，修剪尿道末端至海绵体已发育部位，使外口呈斜面，横或纵裁包皮

内板，分离出供应皮瓣血运的血管蒂，形成带蒂皮瓣，并围绕支架卷缝成管形新尿

道，于蒂根部分离一孔隙，阴茎穿过之或将带蒂皮管绕过阴茎一侧，转至腹侧代尿

道，一端与原尿道口做斜面吻合，另一端从阴茎头下隧道与阴茎头吻合形成正位尿

道口，背侧皮瓣转移至腹侧以修复创面。本法适用于尿道位于阴茎干的中或近端，

背侧包皮充裕者，可作为中度尿道下裂的首选方法。如系会阴型尿道下裂，可在尿

道口周围做一“U”形切口，游离阴囊皮肤做一段皮管与带蒂包皮皮管吻合。即Du

ckett或Hodgson加Duplag尿道成形术［9］。本术式操作复杂，手术技巧要求高，

尿瘘发生率约15%～30%，但术后阴茎外观好，如手术者技术熟练能提高效果，黄旭

元［10］报告12例，全部成功，无尿瘘，3例因阴茎头下隧道过小，有轻度外口狭

窄，需定期尿道扩张，术后平均住院7天，刘中华等［11］报告17例，发生尿瘘4例

，1例阴茎头下瘘，未作处理，吻合口瘘3例，1例自行愈合，2例一次修复成功，并

指出本术式将包皮的皮下组织游离以保证皮管的血供，致使包皮外板及阴茎皮肤的

皮下组织缺乏，在缝合覆盖尿道吻合口时显示不足，是发生吻合口瘘的原因之一。

　　何恢绪［12］报告一组用弧形带蒂阴茎阴囊联合皮瓣行重度尿道下裂一期成形

术，手术成功率为93.3%。阴茎和阴囊皮肤血供不同，但血运丰富，其交界处血管

分支有丰富的交通，可确保联合皮瓣的成活。此术式成功率高，美容效果好，已在

国内推广应用。

6　阴囊纵隔皮瓣尿道成形术

　　很早就有学者使用此法，国内李式瀛报告最早［13］，保留阴囊纵隔血管丛，

形成带血管蒂的阴囊中央部轴型皮瓣，缝成管状修复尿道，一期完成尿道下裂修复

术。其优点为：由于保留皮管良好的血供，成功率高，阴囊皮肤及内膜伸缩性大，

制成皮管反贴于阴茎白膜上，无张力，不影响血运，保证新尿道的通畅和阴茎正常

勃起。皮管的缝合面贴于海绵体，术后尿瘘发生率低，手术较简单。不足之处为阴

囊皮肤长毛发，远期可能并发结石。梅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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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年，排尿通畅。戴世希报告［15］根据多年来临床病理学观察发现，成形尿

道的皮肤在长期尿液的化学作用下，不仅表皮有粘膜化的趋势，而且其附属的腺体

组织及毛囊均有退行性变化。但黄鲁刚等［16］报告20例长期随访的结果，随访时

间5.5～8年，平均7年，发现4例有毛发生长，有1例其尿道毛发成丛，共15根之多

，多例有尿道壁皮脂储留情况，表现为尿道口壁上小结节，5例并发尿道结石，并

指出，在尿道缺损长的重度尿道下裂，用包皮皮瓣不足以修复时，联合应用阴囊正

中带蒂皮瓣或原位皮瓣可以达到一期修复的目的，在包皮皮瓣手术失败或其它术式

失败［14,16］应用本法作为第二选择也具有肯定的价值。王军［17］报告阴囊纵

隔双蒂岛状皮瓣修复尿道下裂，同样取得良好效果。9例均获成功，除1例尿道口位

于冠状沟外，其余均在阴茎顶端，排尿通畅，外观良好，阴茎直伸，无并发症发生

。本术式特点为：除双蒂外以皮瓣的1/2段形成尿道，另1/2段覆盖尿道，一瓣两用

，从而避免了单蒂阴囊皮瓣由阴茎皮肤包埋尿道时造成的阴茎皮肤过于紧张使血液

回流不畅而形成的水肿，有碍切口愈合及增加感染和并发症发生的机会。此外，尚

有阴囊L型皮瓣尿道成形术的报告，适用于尿道口在阴囊远侧的阴囊型尿道下裂及

部分阴囊发育不良的阴茎阴囊型尿道下裂，无包皮或包皮不充裕者，本术式皮瓣较

一般阴囊纵隔皮瓣长3cm左右，皮瓣延长可达腹股沟处。

7　膀胱粘膜一期尿道成形术

　　1947年Memmelaar［18］首先应用膀胱粘膜再造尿道一期修复尿道下裂4例，3

例痊愈，1例死于脓毒症。国内1975年及1980年梅骅［19,20］报告一组用改良方法

作膀胱粘膜一期尿道成形术，其方法为：矫正阴茎下曲，切取膀胱粘膜片，并缝合

成管状，将粘膜管的一端与尿道断端吻合，管的缝合侧固定在中线白膜上，粘膜管

的另一端缝合于尿道外口的正常位置，缝合皮瓣覆盖尿道。汪鸿等［21］报告84例

，一次手术成功76例，成功率达90.47%，并认为：膀胱粘膜取材方便，再生能力强

，不易形成疤痕，符合生理解剖特点。适合各种类型尿道下裂的修复。朱选文［2

2］报告采用本术式大大降低了尿道瘘的发生率。唐炬光［23］报告手术成功率为

93.7%(30/32)。亦有人认为［24］：膀胱粘膜对尿液刺激抵抗力强，易成活，但手

术较复杂，取材创伤大，不如带蒂包皮内板和带蒂阴囊纵隔皮瓣方便易行，且一旦

发生感染，易出现全部坏死，难以再修复。因此，在国内也只有少数几家医院将其

列为尿道下裂修复的常规手术。

　　先天性尿道下裂的治疗，产生了200多种手术方法，说明手术的难度及复杂性

。随着显微外科的发展，治疗方法越来越偏向于一期手术，手术的年龄亦越来越小

。虽然如此，尿道下裂的并发症仍屡见不鲜，除了方法上的原因外，亦有手术者个

人技巧的因素。因此，对于尿道下裂的治疗，特别是重型尿道下裂的治疗，仍具有

极大的挑战性。

此文共有2页 1 2

【关 键 词】休谟/因果关系/归纳推理/矛盾的理论/模态逻辑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观念提出疑难。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在笛卡尔哲学中，也和经院学者的哲学中一样，原因和结果的关联被认为正如逻辑关联一样是必然的。对这见解的第一个真正严重的挑战出于休谟，近代的因果关系的哲学便是自休谟开始的。”（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这样，人们一般就认为，休谟的疑难，这是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否定。其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休谟对因果关系的疑难，涉及到的是经验命题的必然真应如何表达的问题。对休谟的疑难，不能被看成是对抽象的因果关系的否定，它最多导致对具体理论的因果关系的否定。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存在有一个新的与它矛盾的理论，它们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反。而新的理论应当有自己的具体的因果关系，在这个新理论中，仍可继续应用归纳推理。本文试用两个矛盾理论又都“反映”所组成的可能世界的模态语义理论，提出一个既符合休谟正确的观点，又不导致怀疑论结果的新的解决方法。

　　　　一、休谟对不完全归纳的疑难

　　休谟主张，感觉印象是知识唯一可靠的来源。他把人类知识分为关于观念的陈述和对事实的陈述。前者可以是必然真，不依赖于经验；后者是偶然真，依赖于经验。他说：“说到过去的经验那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所给我们的直接的确定的报告，只限于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物象和认识发生时的那个时期。但是这个经验为什么可以扩展到将来，扩展到我们所见的仅在貌相上相似的别的物象；则这正是我所欲坚持的一个问题。”休谟认为：因为自然过程可以变化，而且一件事物纵然和我们曾经经验到的事物似乎相似，但也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或相反的结果，这些都是并不包含矛盾的事。（注：转引自朱水林：《现代逻辑引论》第4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于是，休谟在分析因果观念的基础时，提出了对归纳的责难。

　　在逻辑上，我们有所谓的简单枚举归纳推理，这种推理根据某类中的一些（非全部）对象有某种属性，推出该类全部对象都有这种属性。

S1——P

S2——P

S3——P

……

Sn——P

　　S1,S2,S3……Sn包含在S类中（而非S类全部）

　　所以，S——P

　　这里，没有矛盾的情况对于作出一般性的结论来说是必要的。问题是，有什么根据可以认为，从个别性陈述过渡到普遍性陈述是充分的呢？按休谟的意思如果Sn-1的情况都为真，但是Sn的情况假，并不违反矛盾律。

　　休谟的疑难提出来后，被认为是对科学中因果律的必然性的否定，这就成了大问题。美国逻辑学家M·布莱克(Max Black)综合了众多回答归纳问题的文献，把提供的答案，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休谟的责难是无法应付的；所以，归纳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把归纳从人们称道的理性推理中排除出去。第二，从休谟的批判看来，通常的归纳论证需要改进，方法是或者(a)增加更多前提，或者(b)结论改称概率的陈述。在这两种情况下，结论的合理性被期待为是演绎地从前提中推出的，此时，归纳逻辑将被构造成应用的演绎逻辑的一个分支。第三，尽管归纳论证不能满足演绎的正确性的标准，归纳行为（而非规则或原则），在某种新的意义下可以证明其合理性。归纳如果不能是有效的话也能有存在的理由。第四，休谟问题产生于概念和语言的混乱，因此阐明这些混乱及其根源，与其说是解决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取消了这个问题。（注：转引自朱水林：《现代逻辑引论》第4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我们认为，休谟问题这四个解答孤立地来看都不成立。可以从第二以及第四两方面结合起来解决。由于归纳推理有成立及其不成立两种可能性，因此必须应用模态逻辑，才能处理因果律表达出来的必然性。

　　　　二、不完全归纳推理与反事实蕴涵相关

　　如上所述，休谟的意思是，如果Sn-1是P都是真，但是Sn是P的情况假，并不违反矛盾律。这完全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如果进一步问，Sn是非P，是否就真得到了一个矛盾呢？经验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康德从哲学上反驳了休谟的经验论。他认为因果律是先验的，如果理论得不到确证，原因可以一再被追溯，简单经验不能证伪因果律。我们要指出，它暗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假命题有可能真。这就开拓了使用模态逻辑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看物理学上几个例子。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宣称，在实验哲学中，“特殊命题从现象中推出，然后通过归纳使之成为普遍命题。物体的不可入性、可动性和冲力以及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就是这样发现的。”（注：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第86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事实上，牛顿是在归纳了开普勒三大定律后建立牛顿力学的。牛顿定律的证实与否要涉及实验观察，然而实验观察本身又受理论影响，这里就存在着复杂性。例如，天王星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有些反常（不符合牛顿理论）。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和法国文学家勒韦里尔分别根据牛顿的理论，认为这是由于在天王星轨道以外某个未知的行星对其施加了引力的结果。他们算出了这颗假设的行星的位置。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将望远镜对准勒韦里尔所指的一点，果然发现了一颗新的星，称为海王星。但是，1845年，勒韦里尔发现水星的轨道也不规则，它的近日点有每世纪43弧秒的单向移动。苗韦里尔如法炮制，认为这种偏移可能是一颗未被发现的行星造成的，称为祝融星。天文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寻找这个行星，最后大家承认，祝融星不存在。

　　又如，为了论证在光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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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休谟/因果关系/归纳推理/矛盾的理论/模态逻辑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观念提出疑难。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在笛卡尔哲学中，也和经院学者的哲学中一样，原因和结果的关联被认为正如逻辑关联一样是必然的。对这见解的第一个真正严重的挑战出于休谟，近代的因果关系的哲学便是自休谟开始的。”（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这样，人们一般就认为，休谟的疑难，这是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否定。其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休谟对因果关系的疑难，涉及到的是经验命题的必然真应如何表达的问题。对休谟的疑难，不能被看成是对抽象的因果关系的否定，它最多导致对具体理论的因果关系的否定。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存在有一个新的与它矛盾的理论，它们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反。而新的理论应当有自己的具体的因果关系，在这个新理论中，仍可继续应用归纳推理。本文试用两个矛盾理论又都“反映”所组成的可能世界的模态语义理论，提出一个既符合休谟正确的观点，又不导致怀疑论结果的新的解决方法。

　　　　一、休谟对不完全归纳的疑难

　　休谟主张，感觉印象是知识唯一可靠的来源。他把人类知识分为关于观念的陈述和对事实的陈述。前者可以是必然真，不依赖于经验；后者是偶然真，依赖于经验。他说：“说到过去的经验那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所给我们的直接的确定的报告，只限于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物象和认识发生时的那个时期。但是这个经验为什么可以扩展到将来，扩展到我们所见的仅在貌相上相似的别的物象；则这正是我所欲坚持的一个问题。”休谟认为：因为自然过程可以变化，而且一件事物纵然和我们曾经经验到的事物似乎相似，但也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或相反的结果，这些都是并不包含矛盾的事。（注：转引自朱水林：《现代逻辑引论》第4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于是，休谟在分析因果观念的基础时，提出了对归纳的责难。

　　在逻辑上，我们有所谓的简单枚举归纳推理，这种推理根据某类中的一些（非全部）对象有某种属性，推出该类全部对象都有这种属性。

S1——P

S2——P

S3——P

……

Sn——P

　　S1,S2,S3……Sn包含在S类中（而非S类全部）

　　所以，S——P

　　这里，没有矛盾的情况对于作出一般性的结论来说是必要的。问题是，有什么根据可以认为，从个别性陈述过渡到普遍性陈述是充分的呢？按休谟的意思如果Sn-1的情况都为真，但是Sn的情况假，并不违反矛盾律。

　　休谟的疑难提出来后，被认为是对科学中因果律的必然性的否定，这就成了大问题。美国逻辑学家M·布莱克(Max Black)综合了众多回答归纳问题的文献，把提供的答案，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休谟的责难是无法应付的；所以，归纳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把归纳从人们称道的理性推理中排除出去。第二，从休谟的批判看来，通常的归纳论证需要改进，方法是或者(a)增加更多前提，或者(b)结论改称概率的陈述。在这两种情况下，结论的合理性被期待为是演绎地从前提中推出的，此时，归纳逻辑将被构造成应用的演绎逻辑的一个分支。第三，尽管归纳论证不能满足演绎的正确性的标准，归纳行为（而非规则或原则），在某种新的意义下可以证明其合理性。归纳如果不能是有效的话也能有存在的理由。第四，休谟问题产生于概念和语言的混乱，因此阐明这些混乱及其根源，与其说是解决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取消了这个问题。（注：转引自朱水林：《现代逻辑引论》第4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我们认为，休谟问题这四个解答孤立地来看都不成立。可以从第二以及第四两方面结合起来解决。由于归纳推理有成立及其不成立两种可能性，因此必须应用模态逻辑，才能处理因果律表达出来的必然性。

　　　　二、不完全归纳推理与反事实蕴涵相关

　　如上所述，休谟的意思是，如果Sn-1是P都是真，但是Sn是P的情况假，并不违反矛盾律。这完全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如果进一步问，Sn是非P，是否就真得到了一个矛盾呢？经验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康德从哲学上反驳了休谟的经验论。他认为因果律是先验的，如果理论得不到确证，原因可以一再被追溯，简单经验不能证伪因果律。我们要指出，它暗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假命题有可能真。这就开拓了使用模态逻辑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看物理学上几个例子。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宣称，在实验哲学中，“特殊命题从现象中推出，然后通过归纳使之成为普遍命题。物体的不可入性、可动性和冲力以及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就是这样发现的。”（注：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第86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事实上，牛顿是在归纳了开普勒三大定律后建立牛顿力学的。牛顿定律的证实与否要涉及实验观察，然而实验观察本身又受理论影响，这里就存在着复杂性。例如，天王星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有些反常（不符合牛顿理论）。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和法国文学家勒韦里尔分别根据牛顿的理论，认为这是由于在天王星轨道以外某个未知的行星对其施加了引力的结果。他们算出了这颗假设的行星的位置。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将望远镜对准勒韦里尔所指的一点，果然发现了一颗新的星，称为海王星。但是，1845年，勒韦里尔发现水星的轨道也不规则，它的近日点有每世纪43弧秒的单向移动。苗韦里尔如法炮制，认为这种偏移可能是一颗未被发现的行星造成的，称为祝融星。天文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寻找这个行星，最后大家承认，祝融星不存在。

　　又如，为了论证在光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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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例子说明，不完全归纳推理在物理学上应用相当广泛。

　　在一个理论的归纳论证中，我们对任何表现上与这个理论的公理系统相矛盾的现象，打算增设理论所允许的某事物存在的方式去解答它，但是理论的公理数目本身没有增加。

　　其推理模式是：如果（如果对所有的i≤n-1，P(Sn))则P(Si)，并且实验上P(Sn)假），则Sn是P可能为真，当且仅当理论提出一个新假定P(Sn+1)，并且（如果对所有的i≤n-1，P(Si)并且P(Sn+1)，则（P(Sn)并且C1）。其中C1表明了误差。

　　这种推理模式，其实也就是一种反事实蕴涵。有学者说，根据齐硕姆等人的共存性理论，反事实条件句“A蕴涵B”为真，仅仅当前件A加上由某些规律和真命题组成的集合后推出B。而A与这些规律和真命题组成的集合相容。（注：陈波：《逻辑哲学导论》第109页至1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0年版。）

　　美国逻辑学家M·布莱克在《哲学百科全书》（美1967）词条“归纳”中说：“归纳这个词来自亚里士多德所用epagoge的拉丁译名，这里用来泛指一切非证明(non demonstrative)论证，在这种论证中，前提的真实性并不确认结论的真实性，尽管意着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结论真。这样的论证也称为“扩大的”(ampliative)论证，如C.S.皮尔思所称。因为它的结论可以预论在前提中并未预设其存在的个体的存在。”（注：朱水林：《现代逻辑引论》第3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人们看到了Sn是P的假和S类在经验上不是一个全集有关。在一个扩展的S类中，Sn可能是真的。或者说，Sn[*]是非P，Sn[*]在经验范围上比Sn狭窄，但是Sn有可能是P。这个证据，就是康德对分析命题（相当于S是一个全集或常集）和先天综合命题（相当于S是一个扩展集或变集）的区分。

　　　　三、引入矛盾的理论证伪不完全归纳推理

　　康德提出简单经验不能证伪因果律，其论证的关键在于，如果原因一再被追溯，又一再被证伪，归纳推理仍可反复应用，仅仅有实验并不能确定命题自身的真实性。比如祝融星不存在，并不直接导致牛顿引力理论的否证，人们还可以作其他假定。这就意味着，在归纳问题上，相对于理论，经验不是完全独立的，说因果性被推翻了是无理由的。康德认为，休谟从经验出发，断定Sn是非P，是不正确的，这是导致怀疑论成立的根源。因为如果仅仅凭经验能推翻已真的理论，因果链就从中断开了。同时康德也谦虚地表示，断定Sn是P，或者说必然有一个原因存在，却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康德解释说：“每一个个别的经验不过是经验领域的全部范围的一部分；而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的整体本身并不是一个经验，不过这个问题却是理性必然要管的一个问题；仅仅为了表现这个问题，就要求一些和纯粹理智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纯粹理智概念的使用仅仅是内在的，即关于经验的，仅就经验之能够被提供出来说的；而理性概念是关于完整性的，即关于全部可能经验之集合的统一性的，这样一来，它就超出了任何既定的经验而变成了超验的。”（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但是，休谟可以不断定Sn是非P，他可以说，Sn可能是非P，这样，休谟的问题依然成立。所以，康德对休谟疑难的解答，就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问题。

　　然而，康德无疑也给人以许多有益的启发，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述。对于归纳问题，迄今为止，许多的解决方法，在于都认为只要一个理论和实验两者，就包含了所有答案。人们往往借助于经验独立论或独断论。在近代哲学上，逻辑经验主义就主张实验是可完全独立于理论的。正如江天骥所说：“和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不同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不是从最下层的初级或原子命题出发，向上探索，而是从最上层的科学理论出发，向下探索。这样就提出了科学理论的基础问题。他们认为科学理论的证实或证伪过程终结于一种逻辑上特殊的命题，称为基本命题。在基本命题的性质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者中间发生不断的争论。”卡尔那普即说，“假定有某种知识的根本基础，即不容置疑的关于直接所与的知识。另的每一种知识都被认为得到这个基础的坚定支持，因而可以同样确实地判定，这就是我在《逻辑构造》这本书里所描绘的图画。”（注：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第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现在，如果用两种矛盾的理论，而互相矛盾的理论其中归纳域Sn正好相反，例如，新理论推定Sn是非P，就不必引用因果观念。如果新理论能重新建立归纳，对旧理论中Sn-1是P也能推定，归纳问题就解决了。这一点似乎最难理解，因为按照旧理论，它们是矛盾的。但是，我们仍可以认识到，归纳的范围是在扩大的，新理论与旧理论的矛盾是量的，而不是质的。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明，祝融星不存在，并不直接导致牛顿引力理论的否证。后来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该理论指出，任何一个旋转天体的近日点都有类似的单向移动，从而使得假设祝融星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广义相对论把牛顿理论视作一个特例。所以建立新归纳的方法应遵循以下两个方法：

　　方法之一：努力探索不同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即寻找矛盾理论的原则。

　　例如：描写真空中传播运动的电磁场的麦克斯韦方程包含一个量c，代表光速，它是否是一个不变量？在确信伽利略变换是正确的前提下，爱因斯坦遇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狭义相对性原理同麦克斯韦方程相矛盾。如果按照伽利略变换，麦克斯韦方程在不同的参考系中就具有不同的形式，这就违背了相对性原理。由于爱因斯坦对相对性原理是确信的，所以他对麦克斯韦方程产生了怀疑，尽管他花了一些时间试图修正麦克斯韦方程，但他没有取得成功。后来，爱因斯坦又从确认麦克斯韦方程对一切互相作匀速运动的坐标系不变这一观点出发，建立了相对论。就是说，光速在其中不变；而质量，在相对论中是变化的。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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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之二：辩证的理论必须是普遍有效的，它能包括该领域的一切的经验知识，同时，它包括了与它矛盾的理论所适用的经验知识域，把其作为一个真子集。这也表明，理论的矛盾是量上的矛盾。

　　这里，普效的理论我们称之为客观理论，与其矛盾的理论称之为主观理论。主观理论不能从客观理论中推导出来。不过，在主观理论适用的范围内，客观理论对主观理论的术语和概念作了重新表达，我们称这种表达为“反映”。（在辩证法中，也把其称为量变引起质变。）由于这种翻译的作用，客观理论因而是普遍有效的，主观理论只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有效，其真集是一个常集。

　　例如，狭义相对论中的质量公式：

　　附图

　　此公式表示，当一个物体以速度u运动时，它的质量m是怎样随u而变化的。随u/c→0时，质量变为牛顿理论中的静止质量。在牛顿理论所适用的经验知识范围内，这两种表达的量上的差异超出了经验上的意义。

　　　　四、休谟归纳问题的模态逻辑语义解

　　我们可以把以上哲学上的陈述，用一种改造后的模态语义来陈述。这样才能科学地处理可能性与必然性。

　　真值的定义：P(Si)是真句子，记为P(Si)属于Xi，当且仅当，存在一个实验模型Xi，其中测得的数量值和P(Si)断言的值在实验允许的误差内吻合。Ti是真的理论，当且仅当它是真句子的集合，并且有一种逻辑结构，例如它还包括了许多能进行不完全归纳的“开句子”，并忽略了其它的量值。

　　归纳推理的模式：如果（如果对所有的i≤n-1，P(Si)则P(Sn))，并且实验上P(Sn)假），则Sn是P可能为真，用MP(Sn)表示，当且仅当理论引进一个新假定P(Sn+1)，并且（如果对所有的i≤n-1，P(Si)并且P(Sn+1)，则P(Sn)并且C1）。其中C1表明了误差。

　　归纳推理可以反复应用，即当P(Sn+1)不属于Xn+1，有：（如果对所有的i≤n-1，P(Si)并且P(Sn+2)，则P(Sn)并且P(Sn+1)并且C1并且C2），C2为误差。

　　矛盾理论的原则：存在理论t2，其中断定P'(S'n)等值非P(Sn)，并有对所有的i≤n-1，P'(S'i)R(P(Si))，R是两种矛盾理论之间的反映关系，表示理论t2对理论t1的术语和概念作了重新表达。t2的模型是Yi，对所有的i≤n-1，Yi包含Xi，但是Yn与Xn不同时存在，n以上都是这样。在理论t1真的经验知识范围Xn-1，…，X1内，Yi与Xi的差异小于实验误差，这根据关于真的定义，表明理论在t2在Xn-1中也真。

　　莱布尼兹用无矛盾性来界定可能性，即只要事物的情况或事物的情况组合推不出逻辑矛盾，该事物的情况或事物的情况组合就是可能的。我们这里谈的是理论，矛盾的不同的理论，显然是可能都出现的。在克里普克模态逻辑语义理论中，继承了莱布尼兹的这种说法，关系R表示事物的情况不同组合之间的可通达关系。如果一命题是必然真的，则它在所有有R关系的事物的情况不同组合中真，但是关系R不表示矛盾的关系。（注：参见冯棉：《可能能世界与逻辑研究》第一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这里R是两种矛盾理论之间的反映关系。可能性与可能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可能真我们要求与已真不矛盾。

　　模态词“可能”用M表示，理论t1中一命题P(Sn)是可能真的，当且仅当对所有的n-1，P(Si)属于Xi，P(Sn)为假，并且理论通过归纳推理，指示一个扩展的模型，这个模型不与已存在的模型矛盾。理论中一命题P(Sn)是不可能假的，当且仅当已经存在扩展后的模型Xi或者Yi，i等于和大于n。

　　模态词“必然”用L表示，它的定义：Lp等于非M非p，另有L非p等于非Mp。

　　如果确有P(Sn+1)属于Xn+1，则我们有（P(Sn)并且C1）属于Xn，所以LP(Sn)。假如t2以后可能真，因为在理论t1真的经验知识范围Xn，…，X1内，这两种理论表达的量上的差异超出了实验误差，所以P(Sn)不可能假，所以LP(Sn)。

　　克里普克已经论证了，经验必然命题是存在的。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命题是必然命题。而事物本质属性是在事物存在的任何可能世界中都具有的。（注：参见冯棉：《可能能世界与逻辑研究》第一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我们已经对可能世界作了允许矛盾的处理，所以对经验必然命题，也可以作如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一样的非本质主义的处理。

　　t2如果有模型Yn+1，…Y1，所以非P(Sn)不可能假，所以不可能P(Sn)。我们有：如果（如果对所有的i≤n-1，P(Si)并且P(Sn+1)，则（P(Sn)并且C1），那么，（如果对所有的i≤n-1，P(Si)并且（非P(Sn)或者非C1），则非P(Sn+1)。根据可能真的定义，所以P(Sn+1)不可能真。

　　对休谟的疑难，不能看成对抽象的因果关系的否定，它最多导致对具体理论的因果关系的否定。在这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新的与它矛盾的理论，它们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反（根据我们上述对可能真的定义）。但是新理论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因果关系，在这个理论上，可以继续应用不完全归纳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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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归纳确证中，证据是确证假说的最重要因素，它虽然是检验理论性假说的经验性陈述，但在表达形式上却是一种语句。因此，何种语句可选作证据，何种语句优先选作证据，均需要确证活动的操作者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来确认。本文将从归纳逻辑的视野上对证据的选择、确认及效用测度的方法与程序进行探讨。

　　　　1　证据的方法论特征

　　被选作证据的经验陈述，首先必具有经验内容。一般说来，能够称得上是证据的陈述，它是依据背景理论从理论性假说中推导出来的事实陈述，包括已知事例和未知事例的陈述。其中的未知事例也是可经验观察的。尽管在有的确证案例中，某些证据是依据其它经验陈述计算出来的值，但它仍是经验内容的衍生物。

　　理论的确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理论可行性的评价，而理论的可行性主要表现为理论能否成功地解释经验事实。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开普勒的行星轨道椭圆定律的确证情形。他的论证表明，只有当椭圆定律成功地解释所有观察事实（包括第谷的大量观察资料）时，才认为该定律得到了确证。用开普勒自己的话说：“在那里，将证明除了完善的椭圆就没有任何行星轨道的图形——这是从物理学原理所引出的理由与……观察和假说的经验相一致。”[1]亨佩尔在《自然科学的哲学》一书中论述假说的检验时也多次指出：对假说的确证程度取决于经验材料的情况。他还较详细地结合例如“大气压力”假说的经验检验等确证事例予以说明。

　　其次，证据在表达形式上是一种语句。因为确证的逻辑分析必须考察假说语句与证据语句之间的关系，其功能在于说明如何用一种观察性词汇陈述的语句去确证另一种理论词汇陈述的命题。这种情形可用下例表述：

　　附图

　　其三，证据是多元的且是竞争性的。从经验内容上看，理论性假说一般带有普适性，它具有较宽泛的应用事例，同时，某一事例只要不是对假说的否证，就有可能被认作具有支持作用的证据。从表达形式上看，被一理论语句集所蕴涵的相关的证据(E)语句不是惟一的，E可以是相互等价的语句e[,1]、e[,2]……e[,n]，也可以是多次传递的e[,1]、e[,2]……e[,n]。当然，正因为证据多样性，才会导致证据地位的竞争性。

　　　　2　证据的确认规则

　　某一语句能否选作证据，需要确证活动的操作者依据一定的原则或规则来确认。一个人确认某一语句是相关假说的证据，一方面需要对这一语句作出主观概率评价，另一方面还需要对与该语句竞争证据地位的其它语句作出主观概率评价。只有当某一语句有利于被检验假说时，该语句才会被选作证据。

　　证据的确认要涉及多种因素，如对有关语句作出何种主观概率评价、哪些语句可视为竞争语句、相竞争语句之间的语义及逻辑关系如何等。如果仅从证据确认的分析过程来看，莱勒尔(K.Lehrer)的观点不无道理。他认为：“一个句子是否被选为证据，将由这一句子的主观概率以及它为了证据地位而与之竞争的那些句子的主观概率来确定。某一句子的主观概率，以及它与哪些句子相竞争，取决于这个语言的句子之间的概念上的和语义上的关系。当这些关系改变时，新的句子便作为证据出现，而原有句子的证据作用则随之失效。”[2]“对证据的选择仅仅依赖于这些主观概率以及句子之间在逻辑上或语义上的关系。”[3]

　　显然，证据的确认具有逻辑与方法论的特征。

　　首先，证据确认取决于个人对语句的主观概率评价。这种主观概率评价是什么呢？用莱勒尔的话说，主观概率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方式，即与概率演算一致的方式而赋予句子的一组比率，并且这种赋值与某人某时有关。他说：“主观概率的赋值可以当作某人在某时对某一句子的相信度，或是此人对这一命题为真的概率估计。”[4]

　　其次，选作证据的语句不能导致逻辑矛盾，而且证据语句集中不隐含逻辑矛盾。也就是说，令"E[,i](s)"表示“s在时间t[,i]时被选作证据”，那么，E[,i](s)，当且仅当(1)S不隐含（P∧～P），并且(2)存在一证据S′，使得（S∧S′）不隐含（P∧～P）。

　　其三，选作证据的语句只与逻辑后承之外的语句竞争证据地位。一般说来，任一语句S，如果S与可选作证据的语句E相冲突，那么，S就是与E相竞争的句子；但是，并非任何语句都是E的竞争句子，因为至少有语句S′，S′是E的逻辑后承，使得S′不与E冲突，更不会推得E真而S′假。

　　对于竞争句子的特征，莱勒尔指出，“当且仅当d不是e的逻辑后件时，e与d为证据地位相互竞争。”[5]因此，一个句子必与除去自己逻辑后件之外的句子竞争证据地位。

　　第四，选作证据语句的确证概率必大于竞争语句的确证概率。证据的作用原本就是对假说提出支持度，这种支持度就表现为人们对证据效用的概率评价。一般地，当且仅当一个在逻辑上一致的句子比其它与其竞争的那些句子具有更高的概率时，才会被接受为证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证据的选择尽管因人因事而异，但证据选择的过程仍有其合理性法则。笔者认为，莱勒尔曾概括的证据法则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莱勒尔的证据法则是[6]：

　　令"E[,i](e)"表示“e在时间t[,i]时被选作证据”，于是E[,i](e)，当且仅当e├“P∧～P”为假，并且对于任何不满足e├S的S,P[,i](e)＞P[,i](s)。

　　该证据法则表明，某一假说的逻辑后承语句，只要它不蕴涵逻辑矛盾，那么该语句以及该语句的逻辑后承均可选为证据。

　　诚然，莱勒尔法则仍隐含着不足。由于该法则允许逻辑后承语句都可选为证据，这就会允许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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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归纳确证中，证据是确证假说的最重要因素，它虽然是检验理论性假说的经验性陈述，但在表达形式上却是一种语句。因此，何种语句可选作证据，何种语句优先选作证据，均需要确证活动的操作者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来确认。本文将从归纳逻辑的视野上对证据的选择、确认及效用测度的方法与程序进行探讨。

　　　　1　证据的方法论特征

　　被选作证据的经验陈述，首先必具有经验内容。一般说来，能够称得上是证据的陈述，它是依据背景理论从理论性假说中推导出来的事实陈述，包括已知事例和未知事例的陈述。其中的未知事例也是可经验观察的。尽管在有的确证案例中，某些证据是依据其它经验陈述计算出来的值，但它仍是经验内容的衍生物。

　　理论的确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理论可行性的评价，而理论的可行性主要表现为理论能否成功地解释经验事实。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开普勒的行星轨道椭圆定律的确证情形。他的论证表明，只有当椭圆定律成功地解释所有观察事实（包括第谷的大量观察资料）时，才认为该定律得到了确证。用开普勒自己的话说：“在那里，将证明除了完善的椭圆就没有任何行星轨道的图形——这是从物理学原理所引出的理由与……观察和假说的经验相一致。”[1]亨佩尔在《自然科学的哲学》一书中论述假说的检验时也多次指出：对假说的确证程度取决于经验材料的情况。他还较详细地结合例如“大气压力”假说的经验检验等确证事例予以说明。

　　其次，证据在表达形式上是一种语句。因为确证的逻辑分析必须考察假说语句与证据语句之间的关系，其功能在于说明如何用一种观察性词汇陈述的语句去确证另一种理论词汇陈述的命题。这种情形可用下例表述：

　　附图

　　其三，证据是多元的且是竞争性的。从经验内容上看，理论性假说一般带有普适性，它具有较宽泛的应用事例，同时，某一事例只要不是对假说的否证，就有可能被认作具有支持作用的证据。从表达形式上看，被一理论语句集所蕴涵的相关的证据(E)语句不是惟一的，E可以是相互等价的语句e[,1]、e[,2]……e[,n]，也可以是多次传递的e[,1]、e[,2]……e[,n]。当然，正因为证据多样性，才会导致证据地位的竞争性。

　　　　2　证据的确认规则

　　某一语句能否选作证据，需要确证活动的操作者依据一定的原则或规则来确认。一个人确认某一语句是相关假说的证据，一方面需要对这一语句作出主观概率评价，另一方面还需要对与该语句竞争证据地位的其它语句作出主观概率评价。只有当某一语句有利于被检验假说时，该语句才会被选作证据。

　　证据的确认要涉及多种因素，如对有关语句作出何种主观概率评价、哪些语句可视为竞争语句、相竞争语句之间的语义及逻辑关系如何等。如果仅从证据确认的分析过程来看，莱勒尔(K.Lehrer)的观点不无道理。他认为：“一个句子是否被选为证据，将由这一句子的主观概率以及它为了证据地位而与之竞争的那些句子的主观概率来确定。某一句子的主观概率，以及它与哪些句子相竞争，取决于这个语言的句子之间的概念上的和语义上的关系。当这些关系改变时，新的句子便作为证据出现，而原有句子的证据作用则随之失效。”[2]“对证据的选择仅仅依赖于这些主观概率以及句子之间在逻辑上或语义上的关系。”[3]

　　显然，证据的确认具有逻辑与方法论的特征。

　　首先，证据确认取决于个人对语句的主观概率评价。这种主观概率评价是什么呢？用莱勒尔的话说，主观概率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方式，即与概率演算一致的方式而赋予句子的一组比率，并且这种赋值与某人某时有关。他说：“主观概率的赋值可以当作某人在某时对某一句子的相信度，或是此人对这一命题为真的概率估计。”[4]

　　其次，选作证据的语句不能导致逻辑矛盾，而且证据语句集中不隐含逻辑矛盾。也就是说，令"E[,i](s)"表示“s在时间t[,i]时被选作证据”，那么，E[,i](s)，当且仅当(1)S不隐含（P∧～P），并且(2)存在一证据S′，使得（S∧S′）不隐含（P∧～P）。

　　其三，选作证据的语句只与逻辑后承之外的语句竞争证据地位。一般说来，任一语句S，如果S与可选作证据的语句E相冲突，那么，S就是与E相竞争的句子；但是，并非任何语句都是E的竞争句子，因为至少有语句S′，S′是E的逻辑后承，使得S′不与E冲突，更不会推得E真而S′假。

　　对于竞争句子的特征，莱勒尔指出，“当且仅当d不是e的逻辑后件时，e与d为证据地位相互竞争。”[5]因此，一个句子必与除去自己逻辑后件之外的句子竞争证据地位。

　　第四，选作证据语句的确证概率必大于竞争语句的确证概率。证据的作用原本就是对假说提出支持度，这种支持度就表现为人们对证据效用的概率评价。一般地，当且仅当一个在逻辑上一致的句子比其它与其竞争的那些句子具有更高的概率时，才会被接受为证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证据的选择尽管因人因事而异，但证据选择的过程仍有其合理性法则。笔者认为，莱勒尔曾概括的证据法则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莱勒尔的证据法则是[6]：

　　令"E[,i](e)"表示“e在时间t[,i]时被选作证据”，于是E[,i](e)，当且仅当e├“P∧～P”为假，并且对于任何不满足e├S的S,P[,i](e)＞P[,i](s)。

　　该证据法则表明，某一假说的逻辑后承语句，只要它不蕴涵逻辑矛盾，那么该语句以及该语句的逻辑后承均可选为证据。

　　诚然，莱勒尔法则仍隐含着不足。由于该法则允许逻辑后承语句都可选为证据，这就会允许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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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证据的效用比较

　　证据的效用是证据对假说支持程度的一种度量关系，也是不同证据效用差异的比较。证据效用的差异既取决于常规的同类证据的数量多寡以及常规不同类证据的质，还取决于新颖性证据的严峻性程度的差别。对证据效用度的差异，人们可找到某些合理性的测度原则与方法，以判定并选择最大正效用的证据来确证假说。

　　第一，常规证据的效用。

　　所谓常规证据，是指假说形成前后获取的支持假说的非预测性证据。常规证据的效用可分为数量型效用与特质型效用。

　　数量型效用是指假说在无反例情况下得到的支持度，该支持度随相关证据数量的增减而增减。例如，每发现一只黑乌鸦，就会使假说“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得到的支持有所增长。亨佩尔称这种数量型效用为“相关证据的广泛程度”。他指出：“当不存在不利的证据时，随着有利的检验结果数量的增加，一般认为假设之确认也随之而增加。”[7]科恩(C.Cohen)在论述可重复证据的重要性时也指出：“如果由E报告的有利的检验结果真正是可以重复的，它就构成了牢固的作为证据的事实，它不会被其他证据所动摇，我们由此可以有把握地推论出H有一定等级的可靠性。”[8]

　　数量型效用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假说构建时对假说有利的（即能被假说所解释的）已知证据，可称为旧证据；另一种是假说形成之后所发现的对假说有利的且与旧证据同类的新证据。

　　新旧证据对假说的支持强度也有所差异。一般说来，旧证据的支持强度要小于新证据的支持强度。但是，并不能认为旧证据几乎不能支持假说。罗森克兰茨(R.Rosenkrantz)在批评那种认为“已知事实或先前有效的数据资源不能确证理论”的观点时指出，旧证据仍具有确证效用。例如，几乎所有的对道尔顿原子论的支持证据都是已知的与该理论有关的证据[9]。

　　对于旧证据的效用问题，格莱莫尔(C.Glymour)也给予了肯定。他指出，即令在贝叶斯框架下，由于旧证据e能够依据背景知识b而被理论h所解释，于是

P（h,b∧e∧（h├e））＞P（h,b∧e）

　　因此，“h├e”这一条件使得旧证据e能够为新理论h提供一定强度的支持。[10]

　　新发现证据的效用同旧证据的效用相比要大一些。新证据是假说构建时未知的且是假说可解释的，因此就人们的期望评价来说，这对假说的支持就要强一些。正如伽伯(D.Garber)所指出的：“新证据e确证h，当且仅当，e先前是未知的，那么e的发现将提高我们对h的信任度。也就是说，e确证h，当且仅当P(e)（且当然P(h)）小于1，那么P(h/e)将大于P(h)。”[11]

　　当然，理论或假说的确证仅靠增加数量来提高确证度是不够的。数量型证据效用在证据数量增加到一定时就会随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正如亨佩尔所指出的，当每个新的有利实例所造成的确证度的增加一般将随着已确立的有利实例数量的增大而减少，如果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确证性事例，再增加一个有利的发现只会使确证度提高很小的一点点[12]。同时，被检验理论是一个全称命题的定律时，有限的关于个体对象的观察报告，即令为真且数量不断增加，但它与无限具体事例的比值几乎为零，它对全称命题的假说的支持强度几乎为零。显然，提高证据的效用值，还需要其他类型特别是特质型的证据。

　　所谓特质型证据，我们约定为不同质的证据，包括异类证据和精确证据两类。

　　异类证据或称多样性证据，扩大了被检验理论H的适用性程度和范围，同时增加H被否证的危险性，但如果异质的有利证据越多，那么对假设否证的反例就越少，因而异质证据的效用越大。因此，证据的效用会随异质证据的增加而增加。亨佩尔指出：“新的发现则是一种不同种类的检验的结果，那么对假设的确认可以有重大的提高。因为假设的确认不仅取决于所取得的有利证据的数量，而且还取决于该证据的多样性，种类越是多样，给予的支持就越强。”[13]

　　精确性证据的效用比单纯数量型证据的效用也要大一些。因为被检验假说的真理性含量，除了该假说与被判定对象是否符合外，还取决它的符合程度。如果一假说的断定越是符合客观事物，则该假说的真理性含量越高。正如亨佩尔所指出的：“提高实验所涉及的观察和测量程序的精度能够使检验变得更为严格，其结果也就更有分量。”[14]

　　第二，新颖性证据的效用。

　　新颖性证据，是指依据被检验假说所推测而其他理论几乎不可解释的且已被发现的实证事例。这种事例在未发现之前对假说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最具有严峻性，故又称之为“严峻性证据”。

　　在假说检验过程中，经验证据越是新颖就越具严峻性，因而它对理论的支持强度越大。门捷列夫元素周期的最有力证据是类铝、类硼和类硅三个预测元素的发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最有力支持是其三大预言（即水星近日点进动、光谱线红移、引力场使光线偏转）的证实；伽莫夫(G.Gamow)“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最有力证据之一是该理论所推测的3K背景辐射的发现。

　　对于新颖型证据效用，许多学者也曾作过高度的评价。例如，亨佩尔就明确指出：“被正确地预言了的‘新的’事实对假设给出的惊人的确认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假设的信任，这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15]罗森克兰茨在谈到新颖证据与常规证据的效用差异时也指出，一个论断是新颖的，是当它依据其他竞争理论所不可预测的，它将给假说很强的确证。他说：“假说被其当时不知晓的而是预测的事例给予很强的确证。”[16]

　　　　　4　证据效用度的测度

　　证据因其质与量的不同，其效用也不同，证据效用值的差异在归纳逻辑框架下是可以测度的。在归纳确证理论史上，先后出现过几种各具特色的测度理论，如卡尔纳普的基于经典概率论的确证函数、莱勒尔的期望效用测度论和科恩的非帕斯卡归纳支持分级理论等。这里主要介绍和评述莱勒尔的期望效用测度理论。

　　莱勒尔认为，证据效用的评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证据的主观期望评价，因此，证据效用的测度实质上就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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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界定了正、负效用之后，莱勒尔认为，采用形式化描述方法可以得到一个计算期望效用的公式。若令：

　　"EU[,i](e)"表示在时间t[,i]时选择e为证据的期望效用；

　　"UT[,i](e)"表示当e为真，在时间t[,i]时被选择为证据的效用；

　　"UF[,i](e)"表示当e为假，在时间t[,i]时被选择为证据的效用；

　　于是，计算期望效用的公式就为

　　附图

　　该公式表明：e在时间t[,i]时的期望效用等于e在时间t[,i]为真时的正效用概率与e在时间t[,i]为假时的负效用概率之和。

　　那么，正效用与负效用如何确定呢？莱勒尔认为，可以通过最强竞争语句的概率来度量。如果令"e[*]"表示与e相竞争的任何一个最强竞争句子，那么

　　附图

　　上述(2)式表明，证据的正效用等于否认某一最强竞争句子的概率；(3)式表明，证据的负效用恰好是最强竞争句子对假说的否定概率。

　　从上述可以看出，比较证据的正、负效用值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最强竞争句子e[*]，因为只有当e[*]择定了，才可计算出正、负效用值。那么，是否存在选择e[*]的方法呢？莱勒尔认为，在有穷语言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任一给定语句的最强竞争句子的方法。

　　假设存在一语句集P，P中的元素在逻辑上的合取式为假而析取式为真（即不是全真也不是全假），并且这一语句中的每一陈述在逻辑上或与这一集合的某一句子等值，或与元素的合取式或析取式等值，于是，通过求助于这样的一个集合P，而得到一个最强的竞争句，即

　　P(e[*])=P(d)，d与e相竞争，且d是p的所有元素的一个析取（除去一个m[,i]，m[,i]有一特点，对任何其他元素m[,i]来说，若[17]。

　　这一公式表明了以下几点：第一，e[*]是指与e最具竞争性的句子d；第二，d是P集中的所有元素的析取，即d=｛m[,1]∨m[,2]∨……∨m[,n]｝；第三，d中不含与e相一致的元素，因为凡具有“m[,i]├e”性质的m[,i]将被去掉；第四，逐步去掉与e相一致的m[,i]后，最后所剩的将是与e最强竞争的句子。于是，依该公式选定最强竞争句子之后，我们就可以确定P中的哪些句子可选为证据，因为，证据规则已表明，当且仅当，P语句集中的某元素较其否定命题具有更高概率时，才被选为证据。一旦最强竞争句子择定之后，我们还可以依据语句的竞争关系来确定多种正效用语句，进而得到能够得到的全部期望效用。

　　但是，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莱勒尔的证据效用测度也存在不足。由于莱勒尔的解释只是注重测度方法的逻辑分析，这就会允许逻辑上等值或蕴涵但内容上非相干的句子被选作证据，进而会导致与经验相悖的确证悖论。

　　上述讨论只是逻辑与方法论层面的，尚未触及证据选择的认识论。但这种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证据选择不是一个纯逻辑的问题，它依赖于对证据内容的认识论考察；然而，借助逻辑与科学方法论，依据合理性的选择程序与方法，对于科学而恰当地选择证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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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学术广角

1　从赌徒的谬误谈起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1]：一名赌徒在打赌硬币是正面朝上或是背面朝上时的情景。如果硬币正面朝上或朝下确实是随机的话，那么该名打赌者在任何一次压注时赢的概率都是0.5。假设这个人接连赌了5次，每次他都赌硬币正面朝上，而每次结果却都是背面朝上。现在他要赌第6次了，他该赌正面朝上还是背面朝上呢？或者说这时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大还是背面朝上的概率大呢？显然，投掷硬币时连续5次背面朝上是很不寻常的，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赌徒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下一次压注时，他加大了赌注，依然赌了正面向上，在硬币连续5次背面朝上后，他愈发相信硬币将正面向上了。结果很不幸，这位打赌者又一次输了。打赌者的错误就在于对概率规律的应用，一枚真的硬币应该有一半的时候正面朝上，这些规律只有在无数次大量的事件后才可能成立。对于很少的尝试次数而言，这些规律不适用。那名赌徒所忽略的是，每次硬币投掷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前面抛掷中发生的情况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其实，赌徒对于第6次的尝试不会比前面的5次更有把握。正面朝上的概率依然没变。从某种程度上讲，赌徒的错误是很自然的事，他们确实是依据正确的概率规律所作的结论，经过大量的投掷，对一面真正的硬币而言，的确有50%的结果是正面向上，错就在把适用于大量事件发生时才有效的规律运用到了很少的事件上。在6次投掷中全部正面朝上或全部背面朝上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概率还没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赌徒的谬误同样可能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

　　科学心理学的目的在于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为了达成此目的，心理学工作者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是大量的完备技术。正是对这些技术的恰当运用和对所得数据的合理分析构成了科学心理学的支柱。科学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科学心理学强调经验观察，而只有科学方法所确立的信念才是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其他方法所确立的信念都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经验观察的正确方法包括收集数据的科学程序和分析数据的科学程序，因而对数据加以分析的程序——统计的使用和理解在心理学研究中就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正如Wells所言：统计思维的能力有朝一日将如同阅读与书写的能力一样，成为一名合格公民的必须[1]。但是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仅仅是研究者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有时是对统计学本身理解得不透彻、不深入，有时则是由于统计学本身的逻辑性造成的。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能成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可以误用或乱用统计学的理由。如果不对这些现象作深入的剖析，如果容忍这样的错误一犯再犯，那么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越大，造成的后果也就越严重。甚至可能为阻碍心理学的发展。因此要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各种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应该使自己在从事心理学研究时不会因为不小心而落入统计学的陷阱，也不人为地为别人设计统计学陷阱，同时在阅读他人的研究报告时也要注意不落入别人设下的统计学陷阱。本人把该文定名为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统计学误用，其用意也正因为此。

　　　　2　心理学研究中常见的统计误用

　　统计的方法是如此地有用，以至于有时我们似乎可以借助统计的方法使任何的观点站住脚。许多人都用统计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难怪有人这样说，世界上有3种谎言——谎言、该诅咒的谎言和统计。统计会说谎吗？其实统计本身并不会说谎，但它们却可以被人利用而给人以误导。以下是本人认为容易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统计误用和乱用现象。

　　　　2.1　小或有偏样本的使用

　　在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希望利用统计分析推论出普遍的结论，因此我们常常使用大样本的研究范式。在大样本研究范式里，有非常多的被试，因而任何一个不寻常的参与者都不会对结果形成多大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普遍的结论。大样本研究设计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标准。因此取样问题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对数据作统计分析时就要想一想这些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它的取样合理吗？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建立在数据的取得是合理、正确的前提下，如果取样不合理，无论多么高深和精美的统计方法都是无计于事的。合理的样本、准确的测量是使统计结论正确可靠的前提。但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在取样的合理性问题上总会打折扣。下面两种取样的问题在研究中就经常会发生：(1)样本过小；(2)有偏样本的使用。许多广告就会用小样本或有偏样本来误导消费者，比如说在电视上有一位明星说他喜欢喝某一品牌的饮料。广告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印象，因为这位明星喜欢这种品牌的饮料，所以所有的人（总体）也会喜欢它。而回归假象效应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有偏样本的使用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所谓回归假象是指向平均数的回归，当我们从总体中挑选出极端分数组进行重测时，第二次测得的分数更接近于整个总体的平均数。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使用匹配技术，这时就可能有回归假象效应存在。如果在第一次测验的基础上对两组进行匹配，倘若研究者从通常做得很差的组中挑出高分者，从通常做得很好的组中挑出低分者，即使没有给予两组不同的实验处理，研究者仍可以预期他们在第二次测验中得分会很不同，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向平均数回归。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一个“领先计划”研究。因此，无论何时你自己在进行研究和阅读别人的研究报告时，你都要问两个有关抽样的问题：(1)样本有多大？(2)样本是如何被选中的？

　　　　2.2　在统计学的基础：概率的理解上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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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学术广角

1　从赌徒的谬误谈起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1]：一名赌徒在打赌硬币是正面朝上或是背面朝上时的情景。如果硬币正面朝上或朝下确实是随机的话，那么该名打赌者在任何一次压注时赢的概率都是0.5。假设这个人接连赌了5次，每次他都赌硬币正面朝上，而每次结果却都是背面朝上。现在他要赌第6次了，他该赌正面朝上还是背面朝上呢？或者说这时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大还是背面朝上的概率大呢？显然，投掷硬币时连续5次背面朝上是很不寻常的，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赌徒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下一次压注时，他加大了赌注，依然赌了正面向上，在硬币连续5次背面朝上后，他愈发相信硬币将正面向上了。结果很不幸，这位打赌者又一次输了。打赌者的错误就在于对概率规律的应用，一枚真的硬币应该有一半的时候正面朝上，这些规律只有在无数次大量的事件后才可能成立。对于很少的尝试次数而言，这些规律不适用。那名赌徒所忽略的是，每次硬币投掷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前面抛掷中发生的情况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其实，赌徒对于第6次的尝试不会比前面的5次更有把握。正面朝上的概率依然没变。从某种程度上讲，赌徒的错误是很自然的事，他们确实是依据正确的概率规律所作的结论，经过大量的投掷，对一面真正的硬币而言，的确有50%的结果是正面向上，错就在把适用于大量事件发生时才有效的规律运用到了很少的事件上。在6次投掷中全部正面朝上或全部背面朝上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概率还没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赌徒的谬误同样可能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

　　科学心理学的目的在于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为了达成此目的，心理学工作者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是大量的完备技术。正是对这些技术的恰当运用和对所得数据的合理分析构成了科学心理学的支柱。科学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科学心理学强调经验观察，而只有科学方法所确立的信念才是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其他方法所确立的信念都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经验观察的正确方法包括收集数据的科学程序和分析数据的科学程序，因而对数据加以分析的程序——统计的使用和理解在心理学研究中就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正如Wells所言：统计思维的能力有朝一日将如同阅读与书写的能力一样，成为一名合格公民的必须[1]。但是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仅仅是研究者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有时是对统计学本身理解得不透彻、不深入，有时则是由于统计学本身的逻辑性造成的。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能成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可以误用或乱用统计学的理由。如果不对这些现象作深入的剖析，如果容忍这样的错误一犯再犯，那么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越大，造成的后果也就越严重。甚至可能为阻碍心理学的发展。因此要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各种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应该使自己在从事心理学研究时不会因为不小心而落入统计学的陷阱，也不人为地为别人设计统计学陷阱，同时在阅读他人的研究报告时也要注意不落入别人设下的统计学陷阱。本人把该文定名为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统计学误用，其用意也正因为此。

　　　　2　心理学研究中常见的统计误用

　　统计的方法是如此地有用，以至于有时我们似乎可以借助统计的方法使任何的观点站住脚。许多人都用统计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难怪有人这样说，世界上有3种谎言——谎言、该诅咒的谎言和统计。统计会说谎吗？其实统计本身并不会说谎，但它们却可以被人利用而给人以误导。以下是本人认为容易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统计误用和乱用现象。

　　　　2.1　小或有偏样本的使用

　　在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希望利用统计分析推论出普遍的结论，因此我们常常使用大样本的研究范式。在大样本研究范式里，有非常多的被试，因而任何一个不寻常的参与者都不会对结果形成多大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普遍的结论。大样本研究设计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标准。因此取样问题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对数据作统计分析时就要想一想这些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它的取样合理吗？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建立在数据的取得是合理、正确的前提下，如果取样不合理，无论多么高深和精美的统计方法都是无计于事的。合理的样本、准确的测量是使统计结论正确可靠的前提。但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在取样的合理性问题上总会打折扣。下面两种取样的问题在研究中就经常会发生：(1)样本过小；(2)有偏样本的使用。许多广告就会用小样本或有偏样本来误导消费者，比如说在电视上有一位明星说他喜欢喝某一品牌的饮料。广告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印象，因为这位明星喜欢这种品牌的饮料，所以所有的人（总体）也会喜欢它。而回归假象效应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有偏样本的使用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所谓回归假象是指向平均数的回归，当我们从总体中挑选出极端分数组进行重测时，第二次测得的分数更接近于整个总体的平均数。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使用匹配技术，这时就可能有回归假象效应存在。如果在第一次测验的基础上对两组进行匹配，倘若研究者从通常做得很差的组中挑出高分者，从通常做得很好的组中挑出低分者，即使没有给予两组不同的实验处理，研究者仍可以预期他们在第二次测验中得分会很不同，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向平均数回归。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一个“领先计划”研究。因此，无论何时你自己在进行研究和阅读别人的研究报告时，你都要问两个有关抽样的问题：(1)样本有多大？(2)样本是如何被选中的？

　　　　2.2　在统计学的基础：概率的理解上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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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此，人们对大样本研究范式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个体的心理活动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并非都能作出普遍的概括。经过充分混合个体分数的“统计磨合机”的加工，这些独特性就丧失殆尽了。单靠统计未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3]。斯金纳就曾呼吁在操作性研究中使用小样本设计，因为他想强调削弱统计分析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把统计的作用夸大了，统计分析通常被看成了目的而不是帮助实验者推出实验结论的工具。

　　　　2.3　显著性检验问题

　　众所周知，统计显著性检验在心理统计学教科书中是作为推断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引进的，它和参数估计组成了推断统计的两大基石[4]。心理学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如果统计检验的计算表明虚无假设可能正确的概率小于0.05，那么我们就可以拒绝它而接受另一个假设。因为拒绝虚无假设可能犯错误的机会如此微小，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么做是安全的。简单地就，推断统计被用于确定两种条件的结果差别是由自变量还是随机因素造成的。如果不同实验条件下所得的结果之间差异很大，而且这种差异由偶然因素导致的概率低于0.05时，那么研究者可以排除偶然因素导致该结果的可能性，而认为结果是自变量造成的。心理学家一般都认为推断统计比描述统计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因为它用了概率论的知识，从样本数据到总体性质作了科学的推断。但是简单的显著性检验在应用中却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结论在统计上被认为是可信的，但由偶然因素（统计信度仍保持5%的错误概率）、一些未被注意到的混淆因素、或者实验者误差所造成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例如，大多数聪明或大多数低智商的被试碰巧被分在一种条件中。尽管这些可能性不太容易出现，但有时它们确实发生了。

　　不少人对显著性检验存在误解，误认为经过显著性检验后其科学性就得到了保证，自己的观点就万无一失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近年来，人们对心理学研究中的显著性检验有诸多争议，Cohen在其著名的《地球是圆的(p＜.05)》[5]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列举。有鉴于此，美国心理学会统计推断特别工作小组发表了《心理学杂志中的统计方法——指导方针及其解释》[6]一文，以期引起人们对于显著性检验的思考。流行于研究者间的一句格言是“重复一次抵得上一千次t检验”，这句格言的要旨是许多研究者都相信实验验证要好于应用于初次实验结果的推断统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2.4　夸大的统计图

　　统计作为一种工具，往往为受到使用者本人主观意愿的制约。有人曾感叹统计学家会说话。确实，人们在统计指标的选择、统计图表的制作、统计方法的选用上都可能会带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有一所高校近3年内因心理问题而被迫中断学业的人数从13增加到17、20人，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为了呼吁人们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因而想让人们知道该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单单因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就在不断增加，所以他们以年份为横坐标，以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为纵坐标绘制了一张统计图，通过把Y轴的标尺拉得很短，使学校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的增加看上去很突出。而学校当局则往往不愿意这样来宣传自己的学校，于是根据同样的数据可以绘制了另外一张统计图，他们通过把Y轴的标尺拉得很长，给人以学校因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相当稳定的感觉。两张图显示的结果都是正确的，但要说明的问题却大相径庭。无怪乎人们把统计与谎言并列。而这种被夸大的统计图在心理学研究中相当常见。因此，我们在读图时，必须仔细看清图中的标尺。此外更重要的是要确定差异在统计学上是否可靠，而是不挖空心思地使差异在图中显得足够“大”。

　　　　2.5　相关分析的误用

　　观看暴力性电视节目会导致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吗？有人曾研究了三年级的儿童，对他们对暴力电视的爱好及其同伴评价的攻击性进行测量，发现上述两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0.21)，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相关系数呢？可以这么说：这表明了攻击性强的儿童倾向于观看更多的暴力性电视节目。但我们还能进一步说正是因为观看暴力性电视节目才导致了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吗？这涉及到对相关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理解问题。事实上，仅仅根据一个相关系数，我们无法确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单一的相关证据并不能作出有效的因果陈述。在本例中，我们可以把因果陈述颠倒过来：即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导致了他们对暴力电视的爱好，也有可能有第3个变量，比如说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与对暴力电视的爱好。相关分析一般只用于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要说明蕴含在相关背后的、对这种相关加以解释的本质则要借助于理论。或进一步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后作深入的研究，也可以对相关研究进行改进，如作交叉－滞后－组相关程序的研究（一种追踪研究，可以得出因素间的交叉－滞后相关），经过多重检验来提高相关研究的解释力。

　　对相关系数的另一个误用与取样有关，如果你取到的样本数据之间没有足够大的差异，就有可能产生全距限制现象，这时即使变量之间存在着高相关，但凭取到的数据却只能得出变量间的低相关，即由于取样的不合理性，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就不能反映出真正变量间的相关，这种现象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很普遍，因为心理学工作者常常会使用同质的总体进行研究，比如只选用大学生群体，所以在解释相关系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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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防止统计学误用的应对之策

　　既然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如此重要，那么统计学一旦被误用，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素养

　　要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首先要注意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素养，真正理解统计学的逻辑性。每种统计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使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研究者要了解每种统计方法的特点和使用的前提条件，并分析你的研究中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你所获取的数据适合什么统计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使用某一种合适的统计方法。此外，对得出的统计结果应给予合理的解释。

　　　　3.2　强调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理论可以被粗略地被定义为解释多个事件的一组相关表述。运用理论可以对数据和心理现象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的解释。如前面谈到相关分析一般只用于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但我们可以借助于理论来说明蕴含在相关背后的、对这种相关加以解释的本质。在从儿童对暴力性电视节目的爱好和其同伴评价的攻击性两者的高相关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出因果关系，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人们对吸烟与肺癌的发生率作相关研究时发现两者存在着高相关，据此，人们认为吸烟可以引起肺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相关证据，人们就在烟盒上印上了相应的警告语，而且也禁止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作广告。在这里，相关可以被作为推论因果关系的证据，是因为其他的解释缺乏合理性。因为人们不可能在患肺癌后去吸更多的香烟以安抚肺脏，而吸烟会导致肺癌的生理机制也非常的显而易见。鉴于此，我们依然可以从相关分析中得出因果关系，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的作用。

　　在心理学中，理论具有两大功能：第一，它为数据的系统化和有序化提供框架。第二，它使得科学家能够在实验研究之前对一些事件作出预测。统计学绝不是思维的替代品，统计分析是一个服务于理论和假设检验的理论上的中立程序。理论和假设总是先于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忽视理论、将统计手段置于理论之上的现象，这无异于本末倒置。统计方法自始至终应该是为理论服务的，而不是为了统计而统计。

　　　　4　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大问题。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近几年对该问题的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在反思定量研究的种种不足后又开始将目光投向定性研究。有人就反对用定量研究，认为：怎能将儿童的天真无邪、初恋的柔情蜜意、飞车疾驰的惊心动魄以及足球队失败后的撕心裂肺用客观枯燥的一串串数字来把握呢？

　　在心理学界，人们往往认为不能对资料作量化分析的即为定性研究，能够对资料作量化分析的即为定量研究。这一区分标准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二者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定量研究的科学性高于定性研究。事实上，单靠统计未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许多迷信定量研究的人，常常不关心如何收集具有高质量的数据资料，而是寄希望于先进的统计分析手段，热衷于各种“数字游戏”，希冀用高明的统计方法来掩盖粗劣的原始资料。这好比先进的机器设备加工劣质的原材料，如果输入的是垃圾，无论最先进的设备也只能生产与垃圾相关的产品。同时，过分强调定量研究，常常会使心理学研究走上非人化的道路，人的情绪情感、动机和主观感受常常被忽略，这会导致心理学的畸形发展。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有感于心理学研究过分强调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大量完备技术而忽略心理学研究的人化，在《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7]一文中说：心理学研究要从严格精密限制条件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8]中也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种种不足提出了批评，但他最终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是心理学科学方法的帝国主义。陈立先生则反对，他认为对心理学要进行战役性研究，在一个战役中，海陆空部队都要用，各种合法武器都要用，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比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但有人问他怎么得出这么一个大道理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然是“只有通过对经验的共鸣理解为基础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这么说来，如果我们要了解爱因斯坦的这种思想过程，就不得不用人文科学的释义学了。因为释义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主观的研究方法。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心理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

　　实证研究的方法、定量研究的方法使心理学从哲学的母体中脱胎出来，对心理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后心理学研究中还将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但要达到对心理现象的完整认识必须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手段。任何单一的方法都只能对部分现象加以解释，只有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最终殊途同归，达到从整体上了解人类自身所思所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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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近20年来心理学的发展，当可发现，国内与西方心理学在取向上呈现明显差异。国内心理学界一如往昔奉西方心理学为圭臬，且两岸三地均呈蓬勃发展趋势；各大学相继增设心理学系所，各相关院系不断加开心理学课程。这显示现社会对心理学的需要增加，心理学的知识广受重视。然在西方心理学界却呈现另种不同景象，非但历来因理论纷歧而阻滞心理学发展的问题再度扩大，甚至对多年来原已形成的“心理学是科学”的共识也遭到质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科克(Koch,1985)曾指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未能成为独立科学，且因受其本身条件限制，心理学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科学[1]。科克认为，现有的心理学知识，在性质上只不过是些堆积的资料，其中绝大多数并非科学研究结果。除科克外复有多人相继对心理学提出类似抨击(Robinson,1985;Henley,1989;Robins et al.,1998;Glassman,2000)，因而引起近年来西方心理学界对以往心理科学取向的检讨与反省[2][3][4][5]。本文之撰写，拟从历史的观点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困境，并管见未来可能的出路，用以就教於学界先进。

　　　　1　从范式更替看心理学欠缺科学条件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　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　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　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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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近20年来心理学的发展，当可发现，国内与西方心理学在取向上呈现明显差异。国内心理学界一如往昔奉西方心理学为圭臬，且两岸三地均呈蓬勃发展趋势；各大学相继增设心理学系所，各相关院系不断加开心理学课程。这显示现社会对心理学的需要增加，心理学的知识广受重视。然在西方心理学界却呈现另种不同景象，非但历来因理论纷歧而阻滞心理学发展的问题再度扩大，甚至对多年来原已形成的“心理学是科学”的共识也遭到质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科克(Koch,1985)曾指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未能成为独立科学，且因受其本身条件限制，心理学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科学[1]。科克认为，现有的心理学知识，在性质上只不过是些堆积的资料，其中绝大多数并非科学研究结果。除科克外复有多人相继对心理学提出类似抨击(Robinson,1985;Henley,1989;Robins et al.,1998;Glassman,2000)，因而引起近年来西方心理学界对以往心理科学取向的检讨与反省[2][3][4][5]。本文之撰写，拟从历史的观点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困境，并管见未来可能的出路，用以就教於学界先进。

　　　　1　从范式更替看心理学欠缺科学条件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　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　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　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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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心理学研究采自然科学取向的难题

　　尽管现代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但在心理学界却存有一项共识：心理学之成为科学乃是因心理学的研究采用了科学方法。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时，由於人性异於物性，致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很难达到目的。试以下列四点分述其原因。

　　　　2.1　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难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达成研究目的。心理学的研究，原则上同於自然科学，都是企图藉研究方法达到五项目的：(1)描述，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表相予以翔实陈述或记录，做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解释，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发现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藉以解释问题表相背后的真相；(3)预测，根据对问题原因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了解，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据描述、解释与预测所掌握到的问题性质，对造成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类问题不再发生；(5)应用，将研究结果或研究方法扩大应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各项目的，科学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观察法与实验法。从方法与目的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业已达到上述五项目的，只有少数问题（如癌症、台风、地震等）尚在继续研究之中。心理学自许为科学，对人性研究也采与自然科学类似目的写方法。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观察实验之外，另外设计了调查、测验、个案研究及访谈等多种方法。惟从研究目的看，除了对行为的外显表相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如自然科学般根据问题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心理学研究无法克服的难题。下文将对构成此等难题的原因试作分析。

　　　　2.2　以人为研究对象不易克服的难题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难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变质。在心理学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来公认最严谨的实验法为例，心理实验室不同於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是一个纯属人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项（刺激），观察依变项（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此即心理实验时对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中介变项无法控制的难题。受试多半了解主试的假设，他们会针对假设，凭个人主观表达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奥恩称此种现象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谓受试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他自以为合於需要的行为特征[7]。在实验情境中，受试因主试的影响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将会有正负两面；如属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属负面，就可能出现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反应，总是会影响实验的效度，而达不到实验研究的目的。美国心理学家韦伯与库克研究发现(Weber & Cook,1972)，在实验情境中受试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在心态上分四种类型：[8](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其反应只是无所谓的表现；(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符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假设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怀疑实验目的，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实的反应。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虽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相以了解内在经验的目的。

　　　　2.3　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作普遍推论

　　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与信度，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达到根据问题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据少数样本物性特征为代表，对同类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论。观察少数几双蝙蝠生活状态后，即可据以普遍推论所有蝙蝠都是昼伏夜行，白昼倒挂在暗处每日睡眠长达20小时之久。反观人类的行为，不但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心理学家虽然也企图根据样本研究结果普遍推论，但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向受到质疑。由于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差异意识抬头，心理学家们对以往全盘接受美国心理学知识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据特德希等人对1969～1979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报告分析发现(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试是美国大学部的学生[9]。单凭调查美国大学生的反应，既不能用以推论解释一般美国人的社会行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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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决定论与还原论科学公设的限制

　　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与理论建构，原则上是基于决定论与还原论两项公设。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之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先就决定论而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为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人性特质的争议之一。在现代心理学诸多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采决定论取向，但两者观点不尽相同。精神分析强调内在潜意识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精神决定论；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环境因素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物质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学思想。人本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决定于外在环境或内在不自觉知的潜意识，而是根据个体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观选择。如果只凭科学研究应重客观单一标准言，人本论的主张也许不够科学，但如从实际生活经验与人性特质复杂性的角度看，则很难否定人本论的观点。否则对财帛当前有人“见财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遗”的人性个别差异现象，就无法解释。

　　再就还原论而言，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与后来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反对还原论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前者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合，认为整体分解为部分之后即失却原来整体的意义；人本心理学反对元素论，主张要了解人性就必须研究完整的个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为。现代心理学中主张还原论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企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去寻求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别受到重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有人乐观地认为（如Wilson,1998），认知神经科学发展下去，将来可能使心理学一向理论纷歧的现象消失，而成为真正理论统合的科学心理学[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认为如以神经生理做为解释复杂行为的唯一因素，势必陷入行为主义以偏概全的覆辙[5]。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所采还原论取向，非但无助于科学心理学家理论的统合，且极可能因研究取向过于窄化而伤害其自身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国出版的四大心理学期刊内引用现代心理学四大理论取向（人本论取向除外）研究论文的次数，据以观察自1967至1995年之间各思想流派的兴衰趋势[4]。结果发现，在此28年期间，行为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一直维持不增不减的低水平，而认知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大幅成长。此等现象本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学取向为基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在心理学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并未显著增加。后经进一步分析其他学术期刊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论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学以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中。因此，罗宾斯等人忧心地指出，如此一现象持续下去，认知神经科学非但不能承担统合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将来很可能从科学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去，一变而成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学心理学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人的行为时过份重视客观的生理基础，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历程。以构成认知基础的知觉经验为例，知觉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感觉转化而成的纯心理历程。神经生理传导的外在讯息虽是客观的，但经感觉转化为知觉反应时，却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觉乃是个体对外在讯息予以选择、组织与解释的历程；选择、组织与解释三者都是主观的；既属主观，知觉反应自将是因人而异。质是之故，还原论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释以生理为基础的简单行为，无法藉以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3　舍牛顿幻想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学自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之后，成长发展的路途相当难辛；既未将自身与哲学之间的脐带切断，更未达到成为独立科学的愿望。造成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因素虽多，而自始即缺乏独立意识可能是阻碍其发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心理学家由羡慕、嫉妒进而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不啻将心理学的大车开进了窄胡同。心理学史学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学家就在此种心态下，使心理学界由物理羡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顿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学界终会有一天出现牛顿，将心理学带到与物理学同样风光的地步。其实，这是心理学界倒果为因的看法；牛顿的伟大是由于他提出的万有引力论使人类的世界观改变；心理学始终理论纷歧，自然难有牛顿出现。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对传统心理学取向检讨反省，思考如何舍弃牛顿幻想而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识，以下所论是笔者对此问题思考的两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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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顿幻想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上，就是科学方法前提取向，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如爱情虽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直未曾将爱情当做研究主题之一，原因是爱情属主观感情的内在经验，不符合科学方法客观理性原则。科学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作法，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美国心理学家罗宾逊指出(Robinson,1985)，现代心理学面临“科学”与“非科学”取向强迫选择的两难[2]；选择科学取向，就必须放弃内在主观经验，选择包括内在主观经验，就必须承担心理学不是科学的缺点。在此两难困境下，就产生了现今流行的各类主题兼容与科学及非科学方法并蓄的折衷主义取向。基于此义，笔者建议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宜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并将心理学的定义明订为“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适可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性的科学”相对，以彰显心理学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词的意涵，笔者认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与外在一切活动，心理学研究虽以外显行为为起点，但研究目的则旨在了解内在的人性；(2)人性异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与习性，是天性与教养的融合，先天遗传的特质与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获得的一切心理特质，均应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3)人性异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则变化，只须按客观合理方向解释即可，对人性变化的解释，除同时考虑客观与主观两面之外，又须兼顾合理与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赌性难戒）；(4)人性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人性个别差异之外又有团体差异，而人性的差异除少部分由先天决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养成的。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就社会文化影响人性的观点，浅述今后国内心理学发展的取向。

　　　　3.2　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学原为西方的产物，就综合前文所论心理学发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学本身已觉醒到以往自然科学取向的不当，而开始思考调整未来的方向。基于此一认识，国内心理学今后的发展，势不能再如过去那般采全盘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近年来国内少数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的构想，因“本土”一词与“本地”易生混淆，笔者以为用“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理由是人性表现在行为上的特质，除少部分决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是故，影响人的行为特质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带有“本地区”意涵，居于同一地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为表现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为表现上却仍有其相似之处（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猪肉）。因此，心理学取样研究时，不宜采同地区为标准，宜以文化同质性为标准。至于文化一词的意涵，最简单的解释是，同一社会群体的人，经久在传统与学习环境下所形成的带有独特性的思维、信念与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围性与多样性，其范围可大可小，在全国主流文化之下，可分为很多性质不同的次文化；诸如种族、宗教、家族、社团甚至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等，均可视为次文化群体。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说明今后国内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大原则，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未必一定要以全国主流文化为对象，也可采群体的次文化或采群体中的个体为对象。惟对研究结果进一步解释时，就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背景，否则对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无法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多数未能做到这一层：无论实验研究或相关研究，都是对受试行为反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行为背后的人性特质做进一步探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与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发现(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离条件下，儿童们所绘的一元银币图形，其面积大小不同[14]。经分析儿童文化背景发现，扩大银币面积的儿童系来自贫寒家庭；这现象显示贫寒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金钱有不同的价值观。另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同样一幅“鸭头兔首”暧昧图形，生长在英语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多为兔首，而生长在中东闪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则多为鸭头(Glassman,2000)[5]。原因是两种文化的文字结构不同，闪族文字与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横行书写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儿童，入学后无法学习加减法进位与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十位数以上的序数概念。由此可见，本土文化是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义，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学思想。只是强调放弃以往全盘西化的作法，改而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精义，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属于自己的心理学。这像农业现代化一样，西方现代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均应吸收，吸收来配合国内各地气候土壤载培国人需要的农作物，如此方可达到国内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至于国内心理学家实际从事心理学研究时，笔者认为宜有两大取向：第一大取向为理论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种方式进行：(1)对西方现代心理学中基础性的知识与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与文化因素关系较少；诸如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编制及心理实验设计等方法均属之。(2)在本土文化环境中验证西方重要心理学理论，从而建构新理论，用以推论解释国内同质文化下人的行为。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虽具权威性，但因在基础上偏于生物学取向，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被批评为美中不足。中国心理学家可采用皮亚杰创用的临床法，在国内以同质性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为样本，验证皮亚杰的理论，并在研究结果分析时纳入社会文化因素。在此情形下建构的认知发展理论，才能用以推论解释同质文化环境下样本以外儿童的认知行为。(3)根据同质性文化环境内国人行为的某种特质，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建构原创性理论，从而彰显中国心理学的特色。第二大取向是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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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中发展最早的一门学科。无如在20世纪初因受行为主义根据动物实验所建构的学习理论影响，致使教育心理学有很多年在学校教学上缺乏实质的贡献。直到60年代认知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兴起后才有所改善。笔者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系兼采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及本土文化中教育需要的一种尝试。最近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孟庆茂教授合作推行的四会能力教学计划，就是在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下所从事的一项教育改革构想。四会能力是指教师在教学时能以知、情、行、意四种心理特质为基础，教会学生四类能力：(1)学会主动求知能力，能教得学生被动受教外亦能主动追求知识；(2)学会身体力行能力，能教得学生手脑并用，能知复能行；(3)学会好学乐群能力，能培养学生好学精神，并乐于参加群体活动，分享团体努力的成就；(4)学会自我发展能力，能教得学生由了解自我与认识环境从而建立自己的志愿与理想。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是综合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取向教学改革计划。前者所根据的是孔子的“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的说法，并兼采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的观念。后者采现代西方心理学中认知主义重知、行为主义重行、人本主义重情与意的主张。综合古今中外心理学思想可知，知、行、情、意四者是人性的重要特质；了解并发扬此等人性特质，同样是古今中外教育的理想。四会能力教学即旨在以知、行、情、意为心理基础改革中小学的教学，以期突破以往教师本位教学且偏重教学结果的缺点，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且重视学习过程的新观念。因此，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计划是既合于中华文化传统，也合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教育计划。希望此一小型教育改革计划能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批评讨论，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研究改进学校教学，从而促进本土文化取向应用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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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心理健康与咨询

早期的心理治疗不涉及整个家庭成员，它主要针对个体，如婚姻咨询中心处理离婚问题、孩子养育、经济问题、交往问题和性障碍等，儿童指导中心处理儿童问题，有的婚姻咨询也会讨论到孩子问题，但并不处理儿童问题，儿童问题要转到儿童指导中心。20世纪50年代儿童精神病学家Nathan Ackerman认为社会情境容易导致情绪困扰，他开始一起会见家庭成员，并且把治疗的重点从过去经历转到当前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上。Nathan Ackerman因此被认为是家庭治疗的创始人。1959年Don Jackson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家庭精神研究中心，从事家庭关系的训练、研究和治疗。1960年Ackerman在纽约建立了家庭治疗中心。家庭治疗打破了早期治疗的局限，成为处理家庭问题，恢复家庭功能的更有效的治疗模式。

　　随着家庭治疗的扩展和深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适用不同情况的方法，如系统家庭治疗，它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整个家庭看作一个系统，它的处理方法是理解和改变整个家庭的结构，治疗的关注点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的症状。系统家庭治疗也有几种不同的学派，其中结构化、策略化、系统化家庭治疗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系统化家庭治疗的代表人物包括Milan小组、Hoffma、Penn和Temn等等。

　　　　一、系统化家庭治疗的基本理念

　　1.家庭是一个有边界的系统，它可以适应家庭成员的变化，促进家庭成员的成长，同时为了让家庭正常运转，家庭成员应该共同努力实现家庭功能。而夫妻、亲子、兄弟姐妹分别构成家庭系统中的子系统。

　　2.家庭的边界必须是半渗透的，以确保它的生存和对社会的适应。因为人在一生中会发生许多变化，如上学、落榜、结婚、生子、升迁、降职、退休等等，每个变化都可能成为一个转析点，如果家庭不能适应这个变化，那么家庭成员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孩子到了青春期，想独立、自主，如果父母仍象过去那样包办代替，孩子就会出现逆反心理，并可能出现问题行为。

　　3.家庭是一个可调节的自稳态系统，它有能力对外界和内部的改变做出调整来保持自身的稳定。当家庭内部的一部分元素发生改变时，另一部分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两者共同作用使家庭恢复稳定。这一过程叫做负反馈，通过负反馈使家庭系统功能稳定和自适应。与负反馈相对应的正反馈指的是，家庭内部发生一个小改变，都因为其他成员的互动作用，使这种改变扩大化甚至异常加剧。一般一个人做了某件事，家庭成员会赞成或反对，会强化或减弱他的行为，比如你有一个12岁的女儿，她告诉你她想与同学一起坐公共汽车到商店买新年礼物，你会同意吗？如果你仍象过去那样认为她尚小，没有大人陪伴会不安全，那么她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征求你的意见，或者以后始终谨小慎微，没有独立精神，这就是正反馈。

　　　　二、系统化家庭治疗的指导原则

　　系统化家庭治疗人员要遵循三条原则：建立假设，迂回询问和中立。

　　建立假设指治疗人员以对他所要访谈的家庭收集的信息为基础建立一个明确的假定。在治疗中可以有多个假设，假设多一些，思路就会多一些，对方接受的可能性也大一些。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惯性思维，往往对不同的人采用同样的假设，比如一个女人说我最近心情糟透了，我们马上就会想可能又是婚外情。米兰学派认为提供一个问题的多种假设，来访者的思路就会宽一些，如果第一个假设不对，就用第二个假设。提出假设可以使治疗人员收集到信息，也可以引导来访者思考。米兰学派认为治疗的任务是让来访者用不同的方法看问题，而不是强迫对方改变。

　　迂回询问指治疗人员针对他所征求的各种关系、变化和差异以来自家庭的反馈为基础而进行的调查。我们在治疗中经常发现，问“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你觉得你爸爸和妈妈关系怎么样？”其结果可能是不同的，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前一种问法可能会遇到阻抗，而后一种则不会，甚至还可以掌握有关家庭关系的多种信息。

　　保持中立。中立原则对于家庭会谈和建立与家庭的关系十分重要。中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中立态度，不站在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一边，对每一个家庭成员保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二是指治疗者对待家庭的信仰、价值观、种族立场、社会准则和阶层观念持一种“非评价”的态度；三是治疗者不视症状为病理学性质的，而是家庭系统功能失调的表现；四是治疗者对家庭的改变和家庭结果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治疗者并不提倡某种改变，也绝不能将某种改变强加于某个家庭之上。

　　系统化家庭治疗之所以强调中立原则，是因为它认为治疗的目的是增强家庭改变时的自由和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治疗人员应该做到不判断、不责备。

　　　　三、干预性的谈话

　　系统化家庭治疗主张不判断、不责备，只是倾听，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呢？系统化家庭治疗认为干预性的谈话是最佳途径。

　　治疗师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带有某种意图或是源于某种假设。有些问题的目的是使治疗师能够把握来访者的处境和经历，而另一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激起治疗上的改变。问题可分为四种：直接的问题、迂回的问题、策略性的问题和内省性的问题。每种问题的目的效果是不同的。

　　直接的问题，目的是调查性的。主要用于了解家庭成员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这些问题往往会对来访者或家庭产生保守的效果。如一个家庭的妻子对你说她的孩子不听话、难以管教，那么你可能会问孩子什么地方不听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不听话？等等，这就是直接的问题。直接的问题有两个弊端：一是使这个家庭更深地陷入到直接的感受中，无助于挑战家庭已有的信念；一是可能引发判断性的态度，不利于家庭治疗。

　　迂回的问题，目的是探索性的。问题是要引出人物行动、认知、观点、感情、事件、信念、环境等等之间反复或循环的关系。它往往以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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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心理健康与咨询

早期的心理治疗不涉及整个家庭成员，它主要针对个体，如婚姻咨询中心处理离婚问题、孩子养育、经济问题、交往问题和性障碍等，儿童指导中心处理儿童问题，有的婚姻咨询也会讨论到孩子问题，但并不处理儿童问题，儿童问题要转到儿童指导中心。20世纪50年代儿童精神病学家Nathan Ackerman认为社会情境容易导致情绪困扰，他开始一起会见家庭成员，并且把治疗的重点从过去经历转到当前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上。Nathan Ackerman因此被认为是家庭治疗的创始人。1959年Don Jackson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家庭精神研究中心，从事家庭关系的训练、研究和治疗。1960年Ackerman在纽约建立了家庭治疗中心。家庭治疗打破了早期治疗的局限，成为处理家庭问题，恢复家庭功能的更有效的治疗模式。

　　随着家庭治疗的扩展和深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适用不同情况的方法，如系统家庭治疗，它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整个家庭看作一个系统，它的处理方法是理解和改变整个家庭的结构，治疗的关注点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的症状。系统家庭治疗也有几种不同的学派，其中结构化、策略化、系统化家庭治疗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系统化家庭治疗的代表人物包括Milan小组、Hoffma、Penn和Temn等等。

　　　　一、系统化家庭治疗的基本理念

　　1.家庭是一个有边界的系统，它可以适应家庭成员的变化，促进家庭成员的成长，同时为了让家庭正常运转，家庭成员应该共同努力实现家庭功能。而夫妻、亲子、兄弟姐妹分别构成家庭系统中的子系统。

　　2.家庭的边界必须是半渗透的，以确保它的生存和对社会的适应。因为人在一生中会发生许多变化，如上学、落榜、结婚、生子、升迁、降职、退休等等，每个变化都可能成为一个转析点，如果家庭不能适应这个变化，那么家庭成员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孩子到了青春期，想独立、自主，如果父母仍象过去那样包办代替，孩子就会出现逆反心理，并可能出现问题行为。

　　3.家庭是一个可调节的自稳态系统，它有能力对外界和内部的改变做出调整来保持自身的稳定。当家庭内部的一部分元素发生改变时，另一部分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两者共同作用使家庭恢复稳定。这一过程叫做负反馈，通过负反馈使家庭系统功能稳定和自适应。与负反馈相对应的正反馈指的是，家庭内部发生一个小改变，都因为其他成员的互动作用，使这种改变扩大化甚至异常加剧。一般一个人做了某件事，家庭成员会赞成或反对，会强化或减弱他的行为，比如你有一个12岁的女儿，她告诉你她想与同学一起坐公共汽车到商店买新年礼物，你会同意吗？如果你仍象过去那样认为她尚小，没有大人陪伴会不安全，那么她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征求你的意见，或者以后始终谨小慎微，没有独立精神，这就是正反馈。

　　　　二、系统化家庭治疗的指导原则

　　系统化家庭治疗人员要遵循三条原则：建立假设，迂回询问和中立。

　　建立假设指治疗人员以对他所要访谈的家庭收集的信息为基础建立一个明确的假定。在治疗中可以有多个假设，假设多一些，思路就会多一些，对方接受的可能性也大一些。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惯性思维，往往对不同的人采用同样的假设，比如一个女人说我最近心情糟透了，我们马上就会想可能又是婚外情。米兰学派认为提供一个问题的多种假设，来访者的思路就会宽一些，如果第一个假设不对，就用第二个假设。提出假设可以使治疗人员收集到信息，也可以引导来访者思考。米兰学派认为治疗的任务是让来访者用不同的方法看问题，而不是强迫对方改变。

　　迂回询问指治疗人员针对他所征求的各种关系、变化和差异以来自家庭的反馈为基础而进行的调查。我们在治疗中经常发现，问“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你觉得你爸爸和妈妈关系怎么样？”其结果可能是不同的，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前一种问法可能会遇到阻抗，而后一种则不会，甚至还可以掌握有关家庭关系的多种信息。

　　保持中立。中立原则对于家庭会谈和建立与家庭的关系十分重要。中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中立态度，不站在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一边，对每一个家庭成员保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二是指治疗者对待家庭的信仰、价值观、种族立场、社会准则和阶层观念持一种“非评价”的态度；三是治疗者不视症状为病理学性质的，而是家庭系统功能失调的表现；四是治疗者对家庭的改变和家庭结果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治疗者并不提倡某种改变，也绝不能将某种改变强加于某个家庭之上。

　　系统化家庭治疗之所以强调中立原则，是因为它认为治疗的目的是增强家庭改变时的自由和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治疗人员应该做到不判断、不责备。

　　　　三、干预性的谈话

　　系统化家庭治疗主张不判断、不责备，只是倾听，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呢？系统化家庭治疗认为干预性的谈话是最佳途径。

　　治疗师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带有某种意图或是源于某种假设。有些问题的目的是使治疗师能够把握来访者的处境和经历，而另一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激起治疗上的改变。问题可分为四种：直接的问题、迂回的问题、策略性的问题和内省性的问题。每种问题的目的效果是不同的。

　　直接的问题，目的是调查性的。主要用于了解家庭成员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这些问题往往会对来访者或家庭产生保守的效果。如一个家庭的妻子对你说她的孩子不听话、难以管教，那么你可能会问孩子什么地方不听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不听话？等等，这就是直接的问题。直接的问题有两个弊端：一是使这个家庭更深地陷入到直接的感受中，无助于挑战家庭已有的信念；一是可能引发判断性的态度，不利于家庭治疗。

　　迂回的问题，目的是探索性的。问题是要引出人物行动、认知、观点、感情、事件、信念、环境等等之间反复或循环的关系。它往往以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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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性的问题，目的是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影响来访者或家庭，是矫正性的。治疗师的行为更象老师或教育者，告诉家庭成员他们错在哪儿和他们应该如何做。如：你有没有请你丈夫帮助你管教孩子？这种问题往往对家庭有约束强迫的作用。治疗师尝试着影响来访者按照治疗师认为更健康更正确的方式去想去做。常见的副作用是家庭成员对自己过去的方式感到有罪感或羞耻感。不过，在治疗过程中偶而使用策略性问题也非常具有建设性。这些问题在挑战有问题的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时可以大胆使用。

　　内省性的问题，目的是促进性的。治疗师更象一位指导者，鼓励家庭成员调动他们自身解决问题的资源。内省性的问题对家庭更具有促动性的作用。如：你如果请丈夫和你一同管教孩子会怎么样？治疗师影响性的意图由于对来访者自主性的尊重而弱化了，因此问题的语气往往更温和，家庭成员感觉自己象是被邀请进入新的观点而不是被推拉着。这些问题往往给予家庭成员新的认知状态、新的看法、新的方向或新的选择空间。他们也能重新评价家庭目前的认知和行为，找出问题所在，从而产生新的关系和新的解决办法。

　　总体来说，采用迂回问题和内省问题，家庭成员更可能感受到尊重和新奇，并自发产生转变，而采用直接的和策略性的问题，家庭成员更可能感受到评判、交互讯问和强迫。

　　为了使家庭成员发生改变，系统化家庭治疗除了采取干预性谈话方式外，还采取其他策略：

　　1.正性暗示。治疗者给予症状行为一个良好的解释，来改变家庭其他成员对症状成员和症状本身的知觉，进而改变围绕症状行为的互动方式。比如：孩子也许并不是有意拒绝上学，而是因为她怕妈妈独自在家会因为沮丧而自杀，孩子非常害怕失去妈妈和家庭解体。这种鼓励症状的方式，最终却能起到建设性的改变家庭内部互动关系的作用。

　　2.“仪式行为”。治疗者为家庭布置一系列任务，包括家庭去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做，何时做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在那些互动关系混乱的地方建立起明晰的行为。例如在一个三代人的家庭，奶奶经常干预母亲对女儿的教育，由治疗者设计的仪式行为是让奶奶和母亲在某些特定的时间轮流对女儿进行教育，这项工作通常要作为家庭作业来完成。

　　3.提出困境。治疗者指出任何一种选择的好处和可能带来的不好的地方，当家庭成员面对选择时，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信仰、情感和恐惧，这样的训练可以帮助家庭作出改变的决策。

　　　　四、系统化家庭治疗的优势和局限

　　系统化家庭治疗作为一种特定的心理治疗方法，一方面拥有自己独特的原则和技术，同时在治疗过程中还常常有选择的吸收其它学派的治疗方法，因而具有明显的优势。

　　1.系统化家庭治疗遵循的中立性原则，能更有效地消除家庭成员的抗阻，因为它使家庭成员感到了尊重，治疗效果会更好。

　　2.系统化家庭治疗建立的多种假设和迂回询问原则，使治疗人员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及问题所在。

　　3.系统化家庭治疗的目标是增强家庭改变时的自由和能力，不强迫对方改变，同时它认为治疗人员不能过分卷入，因为这样会使治疗人员深陷其中，不能清楚掌握问题的实质。这一点对热线咨询人员也同样适用。在热线咨询和面询中，咨询员有时会出现衰竭现象，如怀疑自己的能力，感到力不从心，试图逃避等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过分卷入，把自己当做救星，一定要解决对方的问题，当自己不能让对方满意时，就产生无力感。或者有过多的情感投入，身处其中，无法掌握咨询的方向。不过于卷入才能使咨询员了解事实的真象，帮助对方梳理思路。有人可能会说这与心理咨询的共情原则是相违背的，其实过于卷入与共情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于卷入是指对方的事件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事情，投入过多的情感。而共情是指对方的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能准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和情感，并对对方的感情作出恰当的反应。

　　总之，系统化家庭治疗的目标、原则和方法值得心理咨询人员在咨询中参考和借鉴。如在咨询中建立多种假设，并通过迂回询问验证假设，理清思路，找到问题的根源。通过正性暗示提高其自信心，用仪式行为引导其思考和采取行动。坚持中立性原则，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打破来访者对咨询员的心理依赖，提高其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从而达到提高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的目的。

　　系统化家庭治疗的优势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但与此同时这种治疗方法也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

　　第一，由于没有确定的方案和建议，可能使求助者产生失望情绪。特别在我国，心理治疗还没有普遍，人们对心理治疗缺乏正确的认识。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内心是封闭的，不愿让其他人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旦家庭成员心理出现了问题，人们都习惯于把它隐蔽起来，直到问题严重到了一定程度，家庭确实无力解决的时候才寻求治疗，而这时又会对治疗师产生心理依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治疗师身上。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改变方案，如果没有，他们就会感到无助或怀疑治疗的可能性，怀疑治疗师的能力。

　　第二，有些来访者对动摇其观念的问题可能会加以抵制。这主要是由于问题已积压了很久，来访者已产生了固定的认知模式，要改变是比较难的。比如：我对这件事已想了很多年了，就是因为他的原因，才造成了今天这个结局，我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责任等等。另外个性的原因也会加大治疗的难度。

　　第三，系统化家庭治疗主要采取谈话的方式，治疗师通过问一些问题了解家庭的互动方式和信仰，又通过问问题引发来访者的思考，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但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有些来访者可能难以理解治疗师的意图，双方无法互动，这会大大影响治疗的效果。

　　第四，内省性的问题可能带来复杂的局面，结果可能是不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治疗师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无法判断治疗的最后结果。

　　因此，在家庭治疗中应对各种治疗方法进行整合，因为每个治疗学派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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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学术述评

　　人们这样调侃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岂但历史学者，每个人（或许可称作朴素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心理偏向。人们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赛、婚姻、选举等）会出现何种结果。但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早知如此”时，别人往往会对其言谈打个折扣，认为他不过是个“事后诸葛”。

　　Fischhoff最早对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做了实验研究[1]，在实验中，他向被试呈现历史画片，比如，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哥尔喀人(Gurkhas)战争的画片。在先见(foresight)条件下，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要求被试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最终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而在后见条件下，告诉被试战争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实际结果，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研究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较之先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将后见之明定义为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

　　　　1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结果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定型设计(hypothetical 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为比较两组被试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一组被试不知道事件结果，另一组被试知道事件结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类是记忆型设计(memory design)，其方法是比较一组被试的初始反应和回忆反应，首先要求被试对事件某些可能结果作出一系列判断，然后，让被试知道事件的真实结果，再要求他们回忆原来的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假定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很类似于历史学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评论（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记忆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些事件作出预测，事件发生之后，又对自己先前的预测进行回忆评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认为，上述两种范式所研究的效应是有本质不同的。他们提议，将记忆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后见之明”，而将假定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早知如此”(know-it-all along effect)。但多数有关研究并未作此区分。

　　后见之明在多项不同任务类型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结果的确信程度判断、二择一判断和数量估计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政界选举[3]、医疗诊断[4]、科学实验结果[5]、经济决策[6]、自传记忆[7]和一般知识[8]等。从总体上看，后见效应的幅度很小（根据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 Willham[9]的元分析结果r=0.17，信度矫正后r=0.25），但此效应极为强固，难以消除。

　　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们对当前新闻事件的先见和后见判断。他们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诸多结局作判断；在尼克松出访后，再要求这些被试回忆其先前对每一结局的可能性判断，看自己是否预测准确。研究发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后见效应：对于他们认为已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小。这就是说，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也同样会出现后见效应。

　　Fischhoff和Beyth[10]在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请再一次填写问卷。这一问卷与两周前测试所用问卷相同。写出你当时对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判断”。在这种情境下，被试不会将后见判断误认为对当前知识的评估，他们会把后见判断看作是对先前知识状态的准确回忆和重构。虽然指导语明确要求被试再现初始的可能性判断，但并没有减小后见效应。

　　Davies[11]探讨了先见判断的提示对后见判断的影响。Davies预期，在被试做后见判断时，向他们提示其先见判断时的想法，应会减小后见效应。在实验中，被试首先阅读某心理学实验的程序，然后评定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两周之后，主试向这些被试报告实验结果，并要求他们再次评定实验结果。研究虽然证实了Davies的预期，呈现其先见判断的被试，其后见效应减小，但此效应不能完全消除。

　　很自然，人们会将后见效应与被试的动机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认为，被试之所以表现出后见效应，就是希望自己显得聪明、有远见，则未免失于简单。比如，Fischhoff[12]在实验中通过指导语改变被试的动机强度，并没有影响其后见效应的大小。

　　然而，动机因素似乎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来影响后见效应的。Hell等[8]比较了认知因素与动机因素对后见效应的影响。实验的自变量为正确答案的呈现时刻、被试对其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被试正确回忆其初始回答可得到的酬金；实验的因变量为被试由先见判断而后见判断的变化幅度（以百分比为指标）。结果发现：(1)初始回答的可回忆程度（由进行初始估计与回忆初始估计的间隔时间来控制）和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这两个认知因素的效应显著，初始回答越容易回忆，后见效应越小；(2)诱使被试准确回忆的酬金与两个认知变量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在酬金较高的条件下，记忆保持的时间间隔对后见效应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被试对初始回答进行精细编码的条件下，酬金的简单效应不显著。Hell等认为，对初始估计难以回忆，是产生后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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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学术述评

　　人们这样调侃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岂但历史学者，每个人（或许可称作朴素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心理偏向。人们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赛、婚姻、选举等）会出现何种结果。但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早知如此”时，别人往往会对其言谈打个折扣，认为他不过是个“事后诸葛”。

　　Fischhoff最早对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做了实验研究[1]，在实验中，他向被试呈现历史画片，比如，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哥尔喀人(Gurkhas)战争的画片。在先见(foresight)条件下，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要求被试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最终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而在后见条件下，告诉被试战争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实际结果，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研究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较之先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将后见之明定义为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

　　　　1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结果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定型设计(hypothetical 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为比较两组被试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一组被试不知道事件结果，另一组被试知道事件结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类是记忆型设计(memory design)，其方法是比较一组被试的初始反应和回忆反应，首先要求被试对事件某些可能结果作出一系列判断，然后，让被试知道事件的真实结果，再要求他们回忆原来的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假定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很类似于历史学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评论（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记忆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些事件作出预测，事件发生之后，又对自己先前的预测进行回忆评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认为，上述两种范式所研究的效应是有本质不同的。他们提议，将记忆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后见之明”，而将假定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早知如此”(know-it-all along effect)。但多数有关研究并未作此区分。

　　后见之明在多项不同任务类型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结果的确信程度判断、二择一判断和数量估计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政界选举[3]、医疗诊断[4]、科学实验结果[5]、经济决策[6]、自传记忆[7]和一般知识[8]等。从总体上看，后见效应的幅度很小（根据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 Willham[9]的元分析结果r=0.17，信度矫正后r=0.25），但此效应极为强固，难以消除。

　　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们对当前新闻事件的先见和后见判断。他们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诸多结局作判断；在尼克松出访后，再要求这些被试回忆其先前对每一结局的可能性判断，看自己是否预测准确。研究发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后见效应：对于他们认为已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小。这就是说，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也同样会出现后见效应。

　　Fischhoff和Beyth[10]在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请再一次填写问卷。这一问卷与两周前测试所用问卷相同。写出你当时对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判断”。在这种情境下，被试不会将后见判断误认为对当前知识的评估，他们会把后见判断看作是对先前知识状态的准确回忆和重构。虽然指导语明确要求被试再现初始的可能性判断，但并没有减小后见效应。

　　Davies[11]探讨了先见判断的提示对后见判断的影响。Davies预期，在被试做后见判断时，向他们提示其先见判断时的想法，应会减小后见效应。在实验中，被试首先阅读某心理学实验的程序，然后评定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两周之后，主试向这些被试报告实验结果，并要求他们再次评定实验结果。研究虽然证实了Davies的预期，呈现其先见判断的被试，其后见效应减小，但此效应不能完全消除。

　　很自然，人们会将后见效应与被试的动机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认为，被试之所以表现出后见效应，就是希望自己显得聪明、有远见，则未免失于简单。比如，Fischhoff[12]在实验中通过指导语改变被试的动机强度，并没有影响其后见效应的大小。

　　然而，动机因素似乎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来影响后见效应的。Hell等[8]比较了认知因素与动机因素对后见效应的影响。实验的自变量为正确答案的呈现时刻、被试对其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被试正确回忆其初始回答可得到的酬金；实验的因变量为被试由先见判断而后见判断的变化幅度（以百分比为指标）。结果发现：(1)初始回答的可回忆程度（由进行初始估计与回忆初始估计的间隔时间来控制）和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这两个认知因素的效应显著，初始回答越容易回忆，后见效应越小；(2)诱使被试准确回忆的酬金与两个认知变量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在酬金较高的条件下，记忆保持的时间间隔对后见效应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被试对初始回答进行精细编码的条件下，酬金的简单效应不显著。Hell等认为，对初始估计难以回忆，是产生后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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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后见之明的理论解释

　　Hawkins和Hastie[13]分析归纳了人们进行后见判断采用的4种策略：(1)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2)锚定于目前观点而调整推断初始观点；(3)认知重构(cognitive rec